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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阻止暴動的舉行，究竟有點不夠味。因而含混其詞，不肯明白說出前線同志們須遵從國際
電令立即停止發動的話。
我看清當時情況，立即回答：這任務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況中央擴大會
議快要舉行，我離不開，最好也不要讓我捨棄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飛同志可以負擔這一使命，
請他去好了。（王一飛當時在中央秘書處擔任重要工作）。羅明那滋有點著急的說：派去的人
今晚就要動身，如何能找到一飛同志。即使找到他，並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倉促間是
不易做到的。羅明那滋這種口氣是要催促我去。於是瞿秋白與李維漢都向我說，還是你去好，
這個責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況並參與決策。他們兩人這種輕描淡寫的語調，與羅明
那滋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當時的心情異常尷尬，首先，我覺得現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贊成過的事，究竟有點不合
適，再者我實不願此時離開中央和不能參加中央擴大會議。我一直認為南昌暴動沒有成功的
希望並為此苦思焦慮，現在共產國際顯然欲置身事外，不僅要俄人勿捲入漩渦，而且不肯暗
中在經濟上有任何支援，這就使南昌暴動陷入絕境。何況莫斯科還有此一阻止的電令，將來
南昌暴動慘敗了，中國同志還要負擔違令蠻幹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
九江一帶苦幹的多數同志們耽憂。我又想到加侖將軍的提議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侖
的提議做，才能多方面關顧到。老實說如果我當時辭絕任務，實在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負擔
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覺得義不容辭。
為弄清我去的任務，我曾向羅明那滋以質問式的口吻說到，共產國際老說我們是機會主
義，不能堅決革命，現在南昌暴動準備成熟了，又來電阻止，這是甚麼意思，是不是對國民
黨左派還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等還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樣。
羅明那滋聽了，顯得有點喪氣的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
訓令，是史達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能不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
出意外，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他又語峰一轉，扳起臉孔說：我們在
漢口是根據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據全部國際情況來決定行動。它所
考慮的，有國際關係，中蘇關係，以至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
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受失敗，我們還有違反紀律的罪名。過去中共中央的錯誤，就是對這一
點認識不夠，今後不可再如此了。
羅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動的意向以後，瞿秋白和所有到會者都表示對他支
持。在討論中又一致認為，加侖的提議是可行的，應儘量爭取其實現，如果做不到，那就只
有將第四軍中的同志們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帶的同志們分派到農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會議
當即決定一切由我會同前敵委員會相機處理，處理好後，我仍須儘快趕回中央。這樣我才答
應當晚趕赴前線。我並提出萬一因時間或其他原因來不及阻止南昌暴動，又應如何。羅明那
滋等除表示應堅決阻止外，不願對這一問題作負責的表示。
後來南昌暴動並沒有被阻止住，而終於爆發了。在共產圈子裡，誰也不好再說南昌暴動
不應當舉行，更不願提到曾經被阻止過的事。共產國際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腦瞿秋
白等，都覺得曾經阻止過南昌暴動，究竟是不夠體面的事，如果在共產國際各支部中宣揚出
去，更要引起許多是非。因此他們再不願提起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還曾顛倒是非，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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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以否認和強詞奪理的予以曲解，硬將我這個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誣指我假傳聖旨，私自
阻止南昌暴動的舉行。這是中共內部從未有過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還要說到的。
我於七月二十六日晚（即會後）匆促搭上了長江輪，離開了這個有過“赤都”之稱的武
漢，這也正是武漢政府快要落幕的時候了。“分”共已進到“驅”共的階段。各級黨政軍機關
里的中共黨員都已陸續退出，中共的組織也已轉到地下去了。這個“赤都”的街頭，仍有一
些中共秘密散發的傳單和工農群眾一些抗議性的零星行動，在那裡點綴著革命的餘波。
曾是武漢時期主角之一的鮑羅庭，遲我一日在武漢要人們有禮貌的歡送聲中，從大智門
車站搭上了京漢車，向西北馳去。他這次從廬山經武漢西行，並未與中共要人謀面，似也未
再與聞武漢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夠淒涼的。他這個鋒芒畢露的策略家，在中國革
命中確曾煊赫一時，但他口袋裡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緊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