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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為重點，土地革命的政策就顯得動搖不定了。
國民黨重視農民問題有過於工人問題。孫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平均
地權的溫和主張。一九二四年改組的時候，孫中山雖沒有接納鮑羅庭那種激進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卻制定了擁護農工利益的政綱，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不少國民黨人覺得
他們應向農民爭取廣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農輕工的觀念。（例如：國民黨的文件中總是
先“農”後“工”的稱為“農工運動”；中共的文件中，則先工後農的稱為“工農運動”，即
為一例。）
國民黨重視農民運動的政策，頗有表現。農民協會組織章程的要點，是孫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早有農部的組織（遠在中共中央有農民部組織之前），各
級黨部也先後建立同樣的機構，國民黨中央曾陸續撥出可觀的經費，辦理農民運動講習所，
派遣許多農運特派員，分赴各地推進農運等等工作。不過事實上國民黨的農運工作多委派中
共黨員實際執行，尤以基層工作為然。
國民黨在農民運動上與中共一直處於竟爭的地位。兩黨在農民政綱上，基本上雖沒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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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大出入；但國民黨人總認為農民運動應由國民黨名副其實的加以領導；而中共表面雖然推重
國民黨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則有當仁不讓的氣概。在手段上，國民黨側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來改善農民的生活；中共則著重自下而上，發動農民鬥爭，直接爭取農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說來，國民黨人包括左派在內，畏俱農民鬥爭，對於土地革命，更視為過激行動，這與
國民黨人多出身於小康之家大有關係。
上述一切，是中共內部和國共之間，為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這一糾纏不清的問題爭論不
休的一般概一況。這也就是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不能獲得適當解決的暗礁。
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快，規模也最大。農協組織是由各鄉各區各縣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遞層發動起來的。北伐前夕，湖南的農協會員已有約二十多萬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農民協會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全省七十九個縣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個縣
市農民協會的組織，會員人數達一百卅六萬餘人之眾③。一九二七年二月間，會員人數又增
至二百萬人，據後來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的核計，湖南農協會員最高人數（是五月間的數字）
達四百五十一萬人④。這些數字雖不一定精確，但農協會在湖南之被視為龐大組織，則為當
時人們共有的感覺。
湖南農運較之廣東湖北各省尤為熱烈，其中原因頗多。例如湖南歷經南北戰亂，農民所
受的痛苦極深；地主的民團勢力多為軍隊所收編，因而發展農民協會所遇到的阻力較為薄弱，
而且國共兩黨在湖南的組織相當得勢，左傾氣氛又極濃厚。中共湖南區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農運工作；湖南中共組織的創始人毛澤東一直重視農運，曾多次進行農村調查，並為
湖南的農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湖南農運也多少承襲著太平天國起義的經驗。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學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農運的概況。他指出湖南農民在近代史上有過兩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國，一次便是現在的運動；而這兩次大翻身，頗有類似的地方，但其兇猛的程度則前者遠
遜於後者，目前已鬧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真能為農民解決些問題。
這個省份的農運是緊隨著北伐軍進展的優良時機而發展起來的。國共兩黨在湖南各縣鄉
的分支組織，為了支援北伐，積極擴大農協。而農民對於北伐確也有過顯著的貢獻，一時獲
得各方面的好評。各縣政府多系依靠農協的支持，來完成戰時動員人力物力的任務。各縣鄉
的地主民團勢力多轉移到了農協的手裡，它們不僅擁有少數的槍枝，而且有以十萬計的梭鏢
隊，於是農運也就隨著這種組織力量的增強而洶湧起來。等到北伐軍進到湖北以後，湖南恢
復平時狀態，農協鬥爭的目標，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紳的頭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農民運
動過激之說，乃開始在武漢流傳著。
湖南農運代言人毛澤東，首先起來反對這種認為湖南農民打擊土豪劣紳為過激手段的言
論，他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參加湖南農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回到武漢，即提出了兩句“名
言”：“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這顯然是湖南農民廣泛打擊土豪劣紳的辯護
詞。他雖承認湖南農運有些“過正”，但認為這是為了“矯枉”而不得不然。他的這種說法代
表了湖南同志一般的左傾情緒。後來他的湖南農運報告，也是根據這種觀念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