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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中共黨員都已陸續退出，中共的組織也已轉到地下去了。這個“赤都”的街頭，仍有一
些中共秘密散發的傳單和工農群眾一些抗議性的零星行動，在那裡點綴著革命的餘波。
曾是武漢時期主角之一的鮑羅庭，遲我一日在武漢要人們有禮貌的歡送聲中，從大智門
車站搭上了京漢車，向西北馳去。他這次從廬山經武漢西行，並未與中共要人謀面，似也未
再與聞武漢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夠淒涼的。他這個鋒芒畢露的策略家，在中國革
命中確曾煊赫一時，但他口袋裡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緊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
中國人又把他看作是一個身份不明的“洋鬼子”，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勢禁，終於不能不鍛
羽而去。
此外，國民黨左派中幾位佼佼者，如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也都悄悄的離開了這個
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鄧演達，為了安全起見，化裝汽車司機，隨著鐵羅里，偷過馮玉祥
的轄區，是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他們事先並未預聞南昌暴動，他們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
動中的革命委員會，事先未徵得他們的同意。不過他們在政治上很顯然已是南京和武漢的反
對派。
國共合作至此宣告結束，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聲中退潮了。當這艘江
輪載著我離開漢口的時候，我站在船頭，回首這個城市的燈火，不竟感慨萬端，我在默念著：
“黃鶴一去不復返，此處空留黃鶴樓！”這詩句。
①寧漢雙方在這一點上早有通電錶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並曾由蕪湖親赴江西湖口，與朱培德會晤，商
決互不侵犯，一致北伐。
②直荀《馬日事變回憶》有較詳細記載。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三八一至三八四
頁。
③許克祥等五團長於五月二十七在長沙推選所謂真正國民黨仇亦山等從新組織省市黨部，通令改組。
④這個文件大部分原文見《史達林論中國革命問題》，什之譯，第一七二頁，上海時代出版社，一九四
九年。
⑤鮑羅庭被解職的時間，多數書刊記載是六月五日，但東方雜誌第廿四卷十六號記載，南京方面到六月
十七日才傳出“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免鮑羅庭及各俄顧問職”的消息，我也記不清楚正確日期。
⑥馮玉祥《我的生活》中說，這個調停紛爭的電報是吳稚暉自告奮勇替他擬的稿子，經他修改後發出。
⑦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曾引用這個聲明的一部分。告黨員書見胡華主編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
史參考資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頁，不過八七告黨員書說這個聲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擴大會議所通過的，
這又與我所記憶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宣言全文見雷嘯岑著《卅年動亂中國》。
⑩陳先生辭職書的理由是：“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
出路，我實在不能工作。”
⑾陳獨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中也曾提到這次會議的情形。
⑿見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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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⒀“南伐”似從未有過具體計劃。因為事屬秘密策劃，其大要是第四軍回師廣東，首先進到廣東北江東
江一帶地區，再驅逐駐在廣州的李濟琛，形成另一左派中心，與南京武漢相對抗。
第十三篇 從機會主義到盲動主義
第一章 南昌暴動
從上文的敘述，讀者已經明白國共合作終於完全破產了，中共也瀕於支離破碎了；但問
題的中心，是此後中共何去何從，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中共經由南昌暴動，竟轉入到蘇維埃運
動時期。更不幸的是整個蘇維埃運動的思想和實際都不適合於中國革命的需要，中共也從此
墮入了左傾的歧途。
總結國共合作時期的歷史教訓，許我這樣說，國民革命確是中國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
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國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國民黨整體是代表了中國人民的自強
獨立的普遍情緒和要求，中共確是這種革命勢力中的左翼，它偏於體現工農利益。可是國共
合作的實際政策是錯了，中共廢棄其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不安於少數派的地位，一心想
投機取巧，混進國民黨內去，企圖混水摸魚。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根
本就是機會主義。
國共雖然分裂了，但國民革命的任務並沒有完結。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漢政府快告結束
的時候，國民革命還只是在初步發展時期。當時，北伐尚未完成，軍閥和反動勢力還以各種
形式到處猖撅，中國統一的任務，還差得很遠，不平等條約並未廢除，列強在中國不僅保有
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壞中國領土主權，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而且它們還可以運用其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