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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即指出在戰爭緊張時期，私自離開部隊是違犯軍紀的；作為一個中共黨員，有這種行動，
也是違犯黨紀的。不問這種行動基於甚麼理由，都是不許可的。
中共黨員能否避免承襲一般軍隊不守紀律的惡習，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驗。我一面囑咐
周士第暫行代理團長職務，一面用種種方法去把葉團長追回來。約一個星期後，葉挺終於回
來了。我要求他在獨立團的中共黨員會議上，公開承認違反紀律的錯誤。葉挺照這樣做了。
接著我在獨立團約五十名中共黨員的會議上講話，著重指出軍紀黨紀的重要性，要求他們在
這方面做一切軍隊的模範；愈是擔任重要職務的同志，愈應以身作則。葉挺同志現在趕回來
了，也承認錯誤了，一般同志仍應照常信任他，服從他的指揮。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對於當
時具有中共黨籍的軍人同志的修養，自是重要的一課，而且中共對獨立團的領導也因而加強
了。
我們對於當時北伐軍兵源的補充盡了一切力量。獨立團的損失固然迅即得到補充，對其
他各軍，兩湖的中共組織，亦不斷的動員工農群眾予以接濟。這些表現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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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國慶那一天，武昌城終於克服了。守將劉玉春被俘，他的部隊全部
被繳械。這個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糧食日盡，外援已絕，而革命黨人在城內外的種種活動，
又使敵人失去堅守的信心。當日清晨，敵軍一部開城投降，因而沒有發生嚴重的戰鬥，這個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復了。以武漢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當天跟著部隊進到武昌城內，會見了陳潭秋等中共湖北區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時所
派來做暴動工作的余灑度等那一組人。戰後聚首，歡欣逾恆。據他們告訴我，他們被困在城
內約四十日，做了許多秘密散發傳單、粘貼標語布告、傳布北伐軍勝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動
軍警投降。余灑度等還投過幾次炸彈，擾亂人心。守軍為內外交逼的革命聲勢所懾，遑遑無
主；即對於城內的國共兩黨人士的破壞行動，也不敢過分鎮壓。因此，只有少數人被捕且均
在收復的當天就安然出獄了。同志們多以能在武昌城內為北伐盡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區委會於武昌克復後，仍集中到武昌城內辦公。當時，武昌是由第四軍衛戍的；
漢口則由唐生智部駐守。中共與第四軍比較接近，覺得他們是老牌的革命軍，湖北區委能設
在他們所衛戍的區城之內，心理上總覺得較為放心。湖北區委辦公處設在一條被沒收了的遺
產的弄堂內，街名我已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弄堂中有幾所房屋，都是由獨立團支配的；區委
辦公處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較小的，作為我和隨我同來的軍事人員辦公之
用。葉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對面的一所房子裡，區委屬下的幾個機關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也都分
設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區委書記以前，大部時間還是從事軍事方面的接洽。原任總政治部主任的
鄧演達兼任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又是總司令武漢行營的主任，在名義上他在武漢
代行總司令的職權。他於武昌克復後，也從漢口移到武昌辦公。湖北省政府、國民黨湖北省
黨部、總司令部的總政治部等主要機關也都設在武昌城內。鄧演達一時成了最高負責人，也
是我接觸的主要對象。
我和鄧演達相處，是相當融洽的。我雖在廣州即與他相識，但到武漢後，才與他共同處
理事務。他是農家子出身，在保定軍校第八期畢業以後，任過團長職務；並曾到德國考察軍
事。北伐前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時，即任總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個自命不凡的軍人，說話時常帶武斷的口吻；但也有點心慈面軟。他雖以做孫先生的忠實信
徒而自傲，但又頗傾向於社會主義思想；而他所統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幹部，又多系中共黨員
和左傾人物。他與第四軍的關係，一向密切，但他對第八軍的唐生智則無好感。當時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無集武漢的軍政大權於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實力相當雄厚，他當時的地位似高出於北伐軍其他各部隊的首腦。武昌克復以
後，他的軍隊事實上未直接捲入戰鬥，因而能有機會從事擴充。他的部隊數量大為增加，而
且在長沙自辦了一間規模頗大的軍官分校，來充實軍事幹部人才。劉佐龍等新投靠的軍隊也
都由他指揮。他控制著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漢口市長是由
他的部屬劉文島擔任；此外，他還能在湖北的各縣直接間接搜集些稅收。因此，他軍隊的供
應和人力的補充都是不慮缺乏的。
他頗有與蔣氏競爭的雄心，正在運用他的靈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