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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歷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於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為標榜。中國革命者的觀念
多在於革命後一反已往的暴政，與民更始，減糧免稅，休養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
俄國革命中的階級鬥爭觀念，卻是無止境的鬥爭，推翻了這一批人，又反對那一批人。一場
鬥爭和內戰未了，那一鬥爭和內戰又繼續起來。這使我們很有反感，認為破壞範圍既廣且深，
無窮無盡，總不能算是好事。
這些問題盤踞在我的心中，一時無法解答。我雖保持對俄國革命的同情態度，也曾充當
過俄國革命的衛道者，但自覺說不出為它辯護的強有力的理由。回國以後，我從未發表過有
關這方面的講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時其他代表回到國內以後，多對俄國情況不說
好話，甚至公然發表反對的言論。後來中國職工運動和革命勢力發生若干分化，與這次會議
的中國代表對俄國實況發生不良印象這一點大有關係。
雖然如此，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也有它的重大收穫。經過這次大會，遠東各國的代表與共
產國際首腦們的廣泛接觸，使亞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體的內容。在一般蘇俄人民和各
國共產黨看來，共產國際在遠東已展開了實際活動，這無異是一帖興奮劑，尤其戰後歐洲各
國共產運動疊遭挫折，一時不易有所作為，蘇俄本國也陷於岌岌可危的孤立狀態中；如果能
發動十億以上的亞洲人民起來反殖民主義，予各資本主義國家以打擊，乃成為扭轉共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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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不利形勢的一個新希望。
這次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對遠東各國的革命究竟發生了甚麼影響，我不能一予以確切的說
明。單就中國革命運動來說，它的影響確是相當重大的。最主要之點是：這次會議在正式的
和非正式的商討中，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
國革命的主要任務。
反對外國侵略的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本就繼續不斷，這是中國遭受外國壓迫的自然歸
趨。不過當時中國朝野上下的愛國心理並不一致，也還有一種盲目排外的頑固心理存在。即
一般愛國主義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識上往往只是反對某一侵略事實或某一個侵略國家。在反對
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氣來力爭外交上的勝利，並沒有發展到發動全國人民反對一切帝國
主義的侵略、並進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本身。
中國革命思想導源於自強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標始終是對內而不是直接對外，而且極力
避免對外。革命人物多以為如果內部革命成功，列強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從辛亥革命到五
四運動也以對內為主。這次大會把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反動勢力聯結在一起。我們討論的結果，
確認中國的反動勢力只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革命運動要能有成就，必須從反對帝國
主義下手。這一點認識，連國民黨代表張秋白也宣稱是大會的重要闡明。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社會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務，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只是一個附帶
的要求。經過這次大會，確認了反對帝國主義是應該立刻開始的主要活動。我覺得在這個新
看法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政綱就易於規定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這種
理論，我們初時也還弄不請楚；在反帝國主義這個主題確定之後，我們才真正贊成“全世界
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句著名的口號。由此出發，多數代表都覺得應該承認共
產國際的領導。
“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這個新觀念也在這次大會中形成。中國各政治團體過去也常
有為某一活動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實行暫時聯盟，但沒有覺察到它們能夠在一個共同的革
命任務上建立起一個長期性的聯合戰線。反帝國主義既被視為中國各政治團體的共同要求，
而且須經過長期的奮鬥才能冀其有成。這個看法的確立，無異奠定了國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說的這些諒解，當時並沒有一一形成具體的決議，有些地方顯得模糊不清，各代
表也並非毫無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並非是全權性的，如張秋白即曾表示
他不能代表孫中山先生接受約束。雖然如此，這些成就曾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傳達到了中國。
我回國以後，曾將這些成就報告中共中央，並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納。中共中央在一九
二二年六月十日所發表的時局主張和七月間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是根據這次大會的
結果所擬具。從此，中共也由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性質的團體進入政治活動的性質，國共合作
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國革命的議程上。
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回國以後，對蘇俄情況不滿表示，使國民黨人覺得蘇聯新政權與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