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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的前敵委員會似乎也可由他領導，通過前敵委員會更可指揮葉挺等重要軍人，一切
似都如願以償，是以他曾擺過領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們對他的不夠熱忱，更沒
有人高興去捧他。當他想到處境甚危，不易獲致成功，不應露骨反對中共中央的時候，也曾
主動企圖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關係，對外也曾擺出“禮賢下士”的姿態，但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幹部都不相信他能夠成為對內對外的重心。
當時葉賀這一支暴動軍隊，不待說，是極需一面政治旗幟的，對內需要團結和鼓勵軍心，
對外需要有響亮的發言和號召。這點我也曾向我的戰友們提起過，但他想不出解決的辦法。
南昌暴動沒有得力的發言人，這就使中共的領導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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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是可以負起政治領導責任的，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不多
談政治問題，甚至很少召集前敵委員會會議，即使舉行會議，也沒有討論過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員會屬下參謀團主任的周恩來，一心注意軍事問題，大概他是以獲致軍事勝利，使
這支暴動軍能在廣東東江地區立下腳根為第一要義。也許他以為一切要等到軍事勝利後再說，
如果過早奢談政治領導，不是空論，便是自討麻煩。多數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與周
恩來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強調暴動是天經地義，誰要是懷疑或提出異議，誰就是動
搖和不夠堅決。這種不計成敗的唯心觀點，也就是盲動主義的根源。
我當時的處境相當尷尬，也有些無能為力之感。我是應當返回漢口中央去復命的，只因
交通阻隔，無法成行，惟有隨軍前進。我不僅遭受過譚平山的反對，而且李立三、周恩來、
惲代英等同志無形中認為我對暴動不夠堅決，對張發奎存有幻想。我自覺我的領導信用是受
到打擊了，除了照常參加前敵委員會會議，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無法挽救中共領導的凌
亂局面。
暴動前夕，參加暴動的軍隊，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員，也由九江一帶向南昌涌
進。中共將有暴動，似為張發奎所覺察。三十一日，張發奎從九江乘南得車趕往南昌，但他
到達馬回嶺站附近，即被阻隔。據在當地指揮暴動的負責人聶榮臻向我描述當時的情形說，
張發奎趕到馬回嶺時因為交通已斷，即下車向正在移動的部隊警言：“你們向何處開動？奉了
何人命令？”並宣稱：“我是張總指揮，我命令你們停止前進！”這時聶榮臻深恐軍心動搖，
便指揮同志，架起機關槍，向張來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掃射。張見情形不對，便被逼不再指揮
他的部隊了。因而聶等也就指揮軍隊破壞鐵路，將馬回嶺以次的沿線部隊，都依計劃移向牛
行車站及南昌附近，並布置警戒。
南昌暴動，決於八月一日上午三時發動。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內不參加這次暴動
的軍隊的武裝。三十一日葉挺賀龍等部隊，都已按計劃集中到南昌城內及四郊各軍事要地。
這一軍事行動的指揮，是由葉挺負責的。那時，我也在葉挺的師部。還不到三時，槍聲便響
了。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留駐在南昌城內的朱培德部隊約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繳械了。
當行動開始時，葉挺曾接到好幾次電話，都是他的部屬向他報告：被包圍的部隊表示願意投
降一同參加行動。葉挺卻一一以堅決的語氣回答：先繳械再說，天亮前，南昌城內的各機關，
都已被全部占領。
八月一日清晨，占領南昌的軍事行動結束以後，建立政府和今後應採取的軍事策略是急
待解決的問題。
關於建立政權這一問題，我和譚平山等所考慮的是成立正式的國民政府或成立臨時性質
的政權機構，我們沒有提到要建立蘇維埃政權。當時一般的看法，以為一個正式政權的建立，
須有穩定的地盤；而又必需有繼續的軍事勝利，才能獲致。同時，共產國際一向的政策，又
是主張建立一個有力的國民政府，並反對托洛斯基建立蘇維埃的主張。所以討論的結果，便
決定了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名之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一、號召國人擁護孫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
大政策；二、在適當時機，召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成立國民政府，討伐南
京武漢一帶的叛逆。當時，我們在南昌所發表的宣言文告，大體就是根據這兩點作成的。
革命委員會由二十五人所組成，包括譚平山、宋慶齡、吳玉章、鄧演達、何香凝、惲代
英、張曙時、郭沫若、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張發奎、賀龍、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這個名單由中共前敵委員會決定後，即由譚平山在一次包括國民黨左派人物的會議上，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