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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責任”，號召青年“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他提出6 項標準，
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
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6 項標準的主線是科學與民主。所謂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
也包括社會科學和哲學，重在提倡科學精神，尊重科學規律。所謂民主，它
的對立面便是封建專制，科學與民主是檢驗一切政治、法律、倫理、學術以
及社會風俗、人們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準繩，凡違反科學與民主，哪怕
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
不值也”。
1916 年秋冬，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積極發動了文學革命。這
場革命的主將是陳獨秀，急先鋒便是留美學生胡適。
胡適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肄業於上海中國公學，接觸
新學，信奉進化論。1910 年赴美國，先後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和哥侖比亞大
學，從學於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獲博士學位。
陳、胡兩人並不相識，但不謀而合，都在思考中國文學的改革問題，
因此一經書信來往，便成了好朋友。
陳獨秀同胡適建立聯繫，是通過老朋友汪孟鄒的幫助。汪與胡是同鄉，
1915 年10 月6 日，汪孟鄒寫信並寄《青年雜誌》一冊給胡適，告訴他這個
雜誌是皖人陳獨秀主編，並向他約稿。12 月13 日，汪再次寫信給胡適，重
申陳獨秀約稿之懇切。1916 年2 月3 日，胡適寫信給比他大12 歲的陳獨秀
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
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胡適認為，國語之文
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而白話則是一種活語言，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
優美適用。文學不當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國人為大能事。
陳獨秀對胡適的意見，表示“甚佩、甚佩”，請他在課餘之暇，為《新青年》
多譯那些短篇名著，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兩人遠隔重洋，一個在東半球，
一個在西半球，文學改革的事業把他們聯結在一起。
1916 年10 月1 日，《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給陳獨秀的信。胡適在這封
信中提出了文學改革的8 條意見。陳獨秀雖然表示贊同，但覺得這些主張立
意不高，態度不夠堅決。因此他在給胡適的回信中表示：“文學改革為吾國
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
《新青年》。
胡適接信後，對8 條意見略加修改和闡述，命題為《文學改良芻議》
寄給陳獨秀，陳獨秀立即把它發表在《新青年》上。胡適從此便成為全國文
學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 年1 月，陳獨秀進京，到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他擔任北大文科學
長是個偶爾的機會，去年11 月26 日，陳獨秀為了募集資金，使群益書社與
亞東圖書館合併為公司，共同發展文化出版事業，同汪孟鄒同車赴京，下榻
在西河沿中西旅館。他在琉璃廠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學主唐詩的教授沈尹默，
由於昔日陳獨秀曾譏議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書法，終
於成為一代書法泰斗，由此兩人得以相識。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入
北大任職。
蔡元培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求才若渴，到校後做的第一件大
事是聘請有真才實學的人協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陳獨秀都曾在1905
年間在上海加入愛國協社，從事反清活動。此後雖多年不相聞問，但蔡元培
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對他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現在又看到陳獨秀主編
的10 余本《新青年》，決意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月薪為300 元，允許他
將《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並立即去旅館拜訪陳獨秀。
陳獨秀白天四處活動，晚間看戲，睡得晚，起得遲。蔡元培差不多天
天都來看他，有時來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陳，只要拿個凳子給他坐
在房門口等候。蔡是二甲進士出身的翰林，曾任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
長，而陳只是個秀才，蔡禮賢下士風度誠然令人敬佩。陳獨秀起初不想受聘，
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當他看到蔡是那樣的誠懇待他，又答應把《新青
年》搬到北大辦，便答應回滬稍稍整理即來北京。
陳獨秀在攜眷去北京之前，對原岳王會友人岳相如說：“我從沒在大學
教過書，又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我試干3 個月，如勝
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返滬。”1917 年1 月13 日，蔡元培宣布“本
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令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