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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屬部隊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編成，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第七師由無為
游擊縱隊、第三支隊挺進團、皖南突圍部隊編成，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聖；
獨立旅旅長梁興初，政委羅華生。
同時，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談話，提出關於解決
時局的12 條辦法：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第二、取消1 月17 日的反動命令，並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
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3 人。
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當新四軍軍長。
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毛澤東又說：“如能實行以上12 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和
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己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
們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也珍重合作。老實說，我說的讓步是有限度的，
我們讓步的階段已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
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
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的忠告。
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
到茅廁里去，那就悔之無及了。”蔣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
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保證說：“以後亦絕無剿共的軍事。”國民黨發動的第
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產。
中共中央對皖南事變作了檢查總結，作出《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
定》，指出：
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地陽奉陰違，一切遷
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
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 .此次皖南部隊北移，本可避免損失，
乃項、袁先則猶豫動搖，繼而自尋絕路，投入蔣介石反共軍之包圍羅網，? .
由於項、袁領導錯誤，事先既少精神上之準備，臨時復無機動作戰之指揮與
決心，遂至陷於失敗，此次失敗，乃項、袁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非尋
常偶然的戰鬥失敗可比。
皖南事變不能不使毛澤東深思，實踐證明，革命力量的發展，與客觀
條件有關，但主要取決於正確路線，取決於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黨內存在
的“左”右傾錯誤，影響了革命的發展。項英、袁國平領導的新四軍，部隊
力量的發展比八路軍慢得多，八路軍發展了5 倍，新四軍才發展1 倍，項英
不聽從中央指示，最後在皖南事變中，投入蔣介石的羅網。在黨內，王明的
機會主義錯誤還沒有徹底清除，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錯誤指揮，通過王
明等人還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 年3 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 年11 月寫的
《兩條路線》（再版時改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小冊子，主
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還在毒害一些人。抗戰以來，黨吸收了70 萬新
黨員，他們大部分出身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雖然有革命熱情和願意接受教
育的願望，但其中不少人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帶到黨內，
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這常常成為不正之風滋長和蔓延的
條件。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毛澤東考慮有必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
動。
1941 年5 月19 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
演講，為整風運動作了思想動員和理論準備。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黨的歷史，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
史問題。
毛澤東在9 月10 日的發言中，詳細分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
誤及其根源，指出，過去黨內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土地
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主觀
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
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克思
主義。
會議確認在土地革命後期，王明、博古等人領導黨的中央所犯的“左”
傾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些受王明影響而犯過錯誤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