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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鍇等為保存19 路軍的部分實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後，在廣
西成立一個團，安插在閩變失敗後離散的19 路軍官兵。該團表面上屬桂軍，
但軍餉由蔡廷鍇以原19 路軍存下的公積金支付。這支武裝力量，是為嗣後
兩廣“六?一”事變時，蔡廷鍇等人入桂重新組織19 路軍的基礎。
蔣介石鎮壓了福建事變後，即將進攻福建的部隊組成東路軍，任命蔣
鼎文為東路軍總指揮。回過頭來協同其他部隊重新開始對中央蘇區進攻，他
採取的新戰術，不是長驅直入，而是“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一邊前進，
一邊築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動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和
主力所在地進逼。
中共臨時中央於1934 年1 月15 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
開了六屆五中全會，討論和研究了形勢與任務、蘇維埃運動與任務等問題，
補選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改選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秦
邦憲）、王明（陳紹禹）、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
張國燾、朱德、任弼時、康生、毛澤東等12 人。政治局候補委員為：劉少
奇、關向應、鄧發、凱豐。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
與此同時，中華蘇維埃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被選為中
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此時，張聞天對博古的一些
錯誤做法不滿，同他發生過爭吵。博古把張聞天安排在人民委員會主席位置
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澤東在政府的權力（毛澤東原來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
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又把策略問題上與自己存在一定分歧的張聞天從黨
的領導圈趕出去。
六屆五中全會，“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鼎盛狀態。它不但對革命形勢
作了完全錯誤的“左”的估計，誇大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成分，繼續發展了
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的政策，在組織上進一步對領導機構的宗派主義
改造，而且在軍事上仍然強調進攻路線，接受了李德反對堡壘主義的“短促
突擊”戰術，提出“為奪取新的蘇區與中心城市而鬥爭”的口號，使紅軍由
運動戰轉變為陣地戰。
會後，博古、李德命令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抗，推行“以碉堡對碉
堡”和“短促突擊”，實行了消極防禦的方針。在雙方兵力和武器裝備懸殊
的條件下，自1 月下旬至3 月底，紅軍進行的許多戰役、戰鬥都遭到失敗。
4 月中旬，蔣軍集中了11 個師分兩路，分別沿撫河西岸和河東岸，進
攻廣昌採用梯次配備，河東受阻時河西推進，河西受阻時河東推進的戰法，
交替築壘推進，企圖從北面打開中央蘇區的大門。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
決定調集紅軍主力堅守廣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線直接指揮，提出“像保衛
馬德里那樣保衛廣昌”、“為保衛廣昌而戰”、“勝利或者死亡”等口號。他們
組織野戰司令部，司令員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顧作
霖代總政治部主任。紅軍主力1、3、9 軍團9 個師堅守廣昌，實行以集中對
集中，以主力對主力，以堡壘對保壘的陣地戰，結合所謂的“短促突擊”，
同優勢兵力和武器裝備的敵人決戰，蔣軍用飛機輪番轟炸，用大炮猛烈轟擊。
蔣介石集歷次對付紅軍的經驗，擔心紅軍又轉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
紅軍主力死守廣昌，蔣介石大喜過望，自問：“匪共怎麼變得如此愚蠢？”
令大軍攻擊勿怠，激戰18 晝夜，雙方死傷甚眾。蔣介石大喜：“我拼得起，
匪共拼不起！”留守在瑞金的周恩來於4 月27 日致電博古、李德，建議紅軍
撤離。此時，撫河東西岸敵人同時向廣昌發起總攻。紅軍反擊未能奏效，不
得不於當晚撤出廣昌，向廣昌以西以南轉移。28 日，蔣軍進占廣昌，中央
蘇區的北大門果被蔣軍打開。
紅軍在廣昌保衛戰中傷亡達5500 餘人，占參戰總兵力的1A5。蔣軍也
有重大傷亡。蔣軍自廣昌戰役得手後，氣焰更加囂張，相繼又占領了建寧和
古龍岡以北的銀龍下等地，中央蘇區進一步縮小。
7 月上旬，蔣介石集中了31 個師的兵力，從6 個方向開始向中央蘇區
的中心區域發動新的進攻，並且相互聯絡通報，謹防紅軍主力轉移。博古、
李德命令紅軍分兵把口，處處設防，形成“6 路分兵”，節節抵抗的陣地戰。
這正中蔣介石下懷，紅軍兵少，分而為六，則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蔣介石
得悉紅軍如此布陣，興奮不已，知自己已穩操勝券了，他在日記中寫道：“此
次匪共處處犯兵家之忌，得不敗乎？”紅軍在高虎垴、萬年亭戰鬥中，雖然
殺傷蔣軍三四千人，自己的傷亡也很慘重，被迫後退。8 月31 日，廣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