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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企圖把黨政軍控制在自己手裡。他對每一個到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
員都積極做工作，並試探他們的態度，希望他們能同意自己的意見。
其時南昌的局勢並不穩定，商店因拒收蔣介石濫發的“軍用鈔票”而
關門，並宣布罷市，組織抗議遊行，原來準備在南昌召開的中央軍政會議不
得不轉移到廬山舉行。
12 月7 日在廬山開會，鮑羅廷、宋慶齡、鄧演達等堅持加強團結，鞏
固後方，開展工農運動，進行社會改革和從政治上改組軍隊等革命主張。蔣
介石和一些右派對此根本不感興趣，蔣感興趣的是增加軍費，加強對軍隊的
控制等。會上通過了儘快召回寄居海外的汪精衛回國復職的決定。儘管蔣對
迎汪復職不滿，但他見眾人意決，便不露鋒芒，順從大家的意見。
先遣人員到達武漢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在國民政府未遷到武
漢之前，由宋慶齡、陳友仁、吳玉章、徐謙、蔣作賓、鮑羅廷、孫科、宋子
文等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
遷都前的臨時黨政最高權力機關。
1927 年元旦，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在武漢設立政治會議武漢分會，
徐謙、宋慶齡、宋子文、孫科、陳友仁、蔣作賓、陳銘樞、唐生智、鄧演達、
王法勤、李宗仁、劉驥、董必武等13 人為委員。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武
漢。
而蔣介石卻在1926 年12 月31 日，利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理主
席張靜江及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途經南昌之機，宣稱國民黨中央黨部及
國民政府已遷至南昌，並截留經過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執委和國民政府委員，
擅自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移
南昌，企圖挾天子令諸侯，使國民政府成為他的囊中之物。
1927 年1 月3 日，武漢政府舉行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的慶祝大會，
蔣介石則致電武漢稱，根據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以及北伐軍發展
情況，主張國民政府暫設南昌。武漢復電不表贊成。宋慶齡、陳友仁、蔣作
賓、唐生智等聯名致電蔣介石說：
初列鄂都，時局頗困難，但因人民政府之信用，得將時局改造日趨穩
定，外交地位順利，軍事消息日升，財政大有起色，最近占領英租界之舉，
內順民心，外崇威信，務希堅持到底，不獨戰爭必須身先士卒，政治亦然。
中央領袖必須親臨政治衝激之地，始能戰勝敵人。
蔣在宋慶齡等人的敦促下，同時也為了來武漢窺探虛實，伺機達到其
遷都南昌的目的，於1 月12 日來到武漢。
鮑羅廷對蔣說道：“蔣介石同志，我們3 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
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 的這種事情，我們無
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蔣介石見遷都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他只得表示擁護。蔣介石不能如願，稍留即去。
蔣介石回到南昌，先後兩次在歡送中央黨部國民黨政府遷鄂大會上講
話，說：“武漢是全國的中心，也是政治變遷的策源地。我們黨部和政府到
了武漢，一定比在南昌發展得更快。我們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
的告訴譚主席和各位委員：我們的政府雖然遷到武漢去了，我們在南昌的同
志對於擁護政府，擁護黨的熱忱，比現在還要增加幾倍。”遷都武漢，出乎
蔣介石的無奈，他深知起主導作用的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揚湯止沸，不
如釜底抽薪。1927 年1 月，蔣介石指使張靜江、陳果夫、段錫朋等占據國
民黨江西省黨部及許多縣黨部，把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排斥出去，又用國
民黨省、縣黨部的名義，派出大批流氓充當所謂“農民運動特訓員”，到處
勾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組織假農會，摧殘和鎮壓農民運動。還收買流氓、
地主及一切反對派，組織AB 團（反共團體），作為反革命活動的骨幹。
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趨向日益明顯，他一面通過宋子文、王正廷、吳稚
暉、李石曾等勾結西方帝國主義，一面派黃郛、戴季陶、張群等進行勾結日
本的活動。2 月11 日，戴季陶由漢口秘密到了上海，15 日化裝為日本人，
用日本人的假姓名，鬼鬼祟祟地溜到日本。
各帝國主義卻也看中了蔣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新工具，便派大買辦虞洽
卿秘密到南昌，準備用借款6000 萬元收買蔣介石充當反共、反人民的大劊
子手。戴季陶向日本當局要求援助，其交換條件是答應鎮壓上海工人罷工。
蔣介石秘密命令北伐軍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為“和平奮鬥
救中國”，作出同帝國主義和好的姿態。
2 月20 日，蔣介石成立了以西山會議派李烈鈞為主席的江西省政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