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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趕回上海，被派到漢口、長沙等地活動。
孫中山對形勢始終抱樂觀態度，他認為有志竟成。他說：“惟我輩既以
擔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己任，雖石爛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
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潮
流，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
億萬蒼生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毋怯也！”他還說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自
表面觀之，已覺勢力全歸烏有，而實則內地各處，其革命分子較之湖北革命
以前，不啻萬倍。而袁氏之種種政策，尚能力為民國製造革命黨。”孫中山
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癸丑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
黃興、李烈鈞、張繼、陳炯明等人在新敗之後，認為袁世凱鎮壓一次
革命得逞，其勢力如日中天，須緩待時日，待機而動，被稱為緩進派。其對
孫中山等積極組織新黨亟謀在國內迅舉義幟、以推翻袁世凱專制統治，是抱
反對態度的。
孫中山為了爭取李烈鈞、陳炯明等人，曾指令鄧澤如、鄭螺生、李源
水、區慎剛等南洋同志，向李烈鈞、陳炯明等進行規勸，但李烈鈞仍發出布
告各埠同志書，陳炯明則親往南洋各埠聯絡，進行分裂活動。他們為了貫徹
反袁緩進主張，抵制和破壞中華革命黨在南洋的籌款活動，以救濟廣東水災
為名，於1914 年創辦了水利公司，派員赴各埠籌款，聲言辦郵船，並派學
生赴歐美留學、習飛機，所至輒阻撓中華革命黨之籌餉，反對孫中山。
他們甚至想把南洋地區的中華革命黨員也拉過去，聲言：他們只是不
贊成以中華革命黨來取代國民黨。現在惟有各行其是，盡力辦去，務達到倒
袁之目的而後已。目的達到，然後請中山先生出來共同維持。他們還說：他
們和中華革命黨形式上不同，其實精神如一，將來得以傾袁，仍欲輔助孫先
生施展救民政策，卻非為個人而生私心。
李烈鈞、陳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還在南洋組織“歐事研
究會”，假借世運，掩飾內訌，另樹一幟，與中華革命黨對抗。1915 年1 月，
林虎、熊克武等歐事研究會部分成員通電，為袁世凱政府與日本政府正式談
判二十一條闢謠。2 月，黃興、陳炯明領銜通電，再次闢謠，該電以停止討
袁、一致對外為基調，而對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示：“癸丑7 月之役，固
自棄於國人，然尚有他途，國政於以修明，興等雖被萬死，又何足惜？”二
次革命失敗後，“即復戢兵，誠不欲以驟難克敵之師，重生靈塗炭之禍。興
等雖以此受同志之責，居? .怯之名，質之天良，尚無所歉。”他們聲明：“國
人既懲興等癸丑之非，自後非有社會真切之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二十一
條簽訂後，對黃興等人起震驚作用，黃興等17 人聯名通電，指斥袁世凱“外
交失敗，喪權蹙國”，“其所以然，則一國政權集結一人之身。”此後，歐事
研究會的骨幹分子李烈鈞、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繼以個人名義加入中華革
命黨。孫、黃趨於一致。
孫中山於1915 年2 月委任陳其美、居正、許崇清、胡漢民、張靜江分
別擔任中華革命黨本部總務、黨務、軍務、政治、財政等各部部長，廖仲愷、
鄧鏗、楊庶堪分別為財政、軍務、政治部副部長。中華革命黨機關報為《民
國雜誌》，胡漢民任總編輯，居正為發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執信、
蘇曼殊、鄒魯等人。
陳其美、戴季陶向孫中山建議：“辛亥、癸丑兩役失敗原因固然多，而
以東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搗北京關係最大，今後我黨仍偏重南方，勿視
北方，覆轍孫中山聽從了他孫中山聽從了他建議，便派他們到東北大連，進
行“培養根基”的工作，他們的直接任務是負責建立革命機關，策動東北三
省的革命運動。
大連本是革命黨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動勢力的壓迫，革命黨人的機
關、團體幾乎被破壞殆盡，革命黨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
業以自給，或任教授以餬口，或為謀生活計，於國事竟不聞問。
陳其美、戴季陶到大連後，便分頭去聯絡舊日黨人，向他們介紹孫中
山在日本堅持鬥爭的情況，鼓起他們的勇氣。在這些黨人的支持下，很快恢
復了舊時的機關、團體。
隨後，又繼續發展，在東北三省內建立了近30 個革命團體。
孫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華革命黨廣東支部，委任鄧鏗為中華革命軍
廣東司令長官。
其時，朱執信雖尚未履行入黨手續，但他自動回粵，與鄧鏗通力合作，
共策討伐龍濟光的軍事行動。他們分東北和西南兩方面，東北方面包括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