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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樓空。
王明因泄密而受到處分，不能做原來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員兼宣
傳部長的李立三請求，給他一個具體工作。李立三和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商量，
分配他到全總宣傳部，任《勞動》三日刊編緝。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共寫了近20 篇文章，幾乎和李立三
的文章數目相等。王明在這些文章中積極鼓吹“立三路線”，他不僅是李立
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難時，成為李立三的辯護士，給反李
立三盲動冒險的同志扣上“右傾”、“調和傾向”等大帽子。
1930 年6 月，王明被調到中宣部任秘書。7 月初，王明得知共產國際
不同意李立三發動全國暴動的計劃，便與博古一起，以“隨便聊聊”為名，
邀集留蘇聯歸國的王稼祥、何子述開了一個串連會，王明說：“大家都是中
山大學的老同學，交換交換回國以來的見聞和感想。”談論結束時，王明說：
“今天的交談很好，對李立三他們那套，凡是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漠然置
之，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過幾天，中央機關要召開一個政治討論會，大家
都可以也應該去談談意見，為了維護馬列主義和國際路線，這是非常必要
的。”7 月9 日，李立三主持會議，要求進一步貫徹發動全國暴動的計劃，
但遭何孟雄反對。
王明見時機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發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
發了言。王明接著慷慨激昂地發表了長篇演說，對李立三的報告提出了批評，
指責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組織者”罪名扣在王明的頭上，向忠
發宣布給王明撤銷中宣部秘書以及留黨察看6 個月的處分。同時對博古等人
也給予處分。
但是，王明已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有恃無恐。次日，他給中央寫信，
重申自己的意見，要求中央撤銷對他和博古等人的處分。
周恩來、瞿秋白從蘇聯回國後，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評了李
立三的錯誤，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共產國際遠東局對三中全會作了肯定，
王明也表示“擁護”。
但是，王明曾因反對李立三而受了處分，三中全會既沒有撤銷對他的
處分，更沒有把他當作反李立三的英雄，加以褒獎、提拔，心中不滿。他對
主持三中全會的瞿秋白一直是耿耿於懷。瞿秋白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
際代表時，同情中山大學多數同學，反對王明的小宗派，引起王明的強烈不
滿，一直在尋機報復。因此，當王明得到共產國際寫信指責中共中央時，又
串通留學蘇聯歸國的一些20 多歲的年輕人，要求中央改組。
第十七章紅軍遇挫
中共中央直到1930 年11 月6 日，才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政
治局開會討論了國際來信，承認在批評李立三錯誤問題上有調和態度。12
月1 日，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報告。其實，
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是在共產國際“左”的思想指導下發生的。是時，
中共中央對於共產國際是唯命是聽的。
曾積極鼓吹立三路線的王明等人，對立三路線的錯誤沒甚揭發。他們
對揭發李立三的錯誤沒有興趣，而是猛烈地攻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要求由
國際組織臨時的中央領導機構。羅章龍和一些受過三中全會錯誤批評的干
部，也要求召開緊急會議，來解決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問題。周恩來等
到處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下去。
12 月中旬，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以國際代表的身份秘密地來到
上海。他分批會見了王明、博古以及羅章龍、徐錫根等，同王明密談幾次後，
決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召開四中全會，全會的中心是反右傾。米夫以共
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嚴厲指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在米夫的壓力下，於12 月6 日決定撤銷對王明、博古、何子述、
王稼祥4 人的處分。米夫又逼迫政治局發出全盤自我否定的通告。中央無法
再繼續工作下去而陷於癱瘓。
王明、博古、羅章龍等因未得到權力並不就此罷休，他們更加乘勢猛
攻，大吵大嚷。
羅章龍於1931 年1 月1 日主持制定了《全總黨團決議案》，要求“立
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領導組織臨時中央機關，速即召集緊
急會議”。並提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發、項英、
關向應、鄧中夏、賀昌、羅登賢等亦須離開領導機關，施以嚴重的處罰。
羅章龍畢竟不是米夫的門徒，米夫只是想讓羅章龍把水攪混，而不讓
他摸魚。米夫同他的得意門生王明、博古等商議後，由王明等出面，左右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