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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當他再一次赴會時，羅夫被美國巡邏隊拘捕，並被關進聖·維多爾監獄。但一位神甫設法將他轉移到米蘭軍隊醫院，後來又送到格迪集中營。在那裡，他與呂沃米不期而遇。後者使羅夫獲釋，並告訴他談判已達成協議。於是，檔案一份份交出。據此，義大利游擊隊進行了一次清洗。由於羅夫提供了材料，米蘭特工的鎮壓行動進行得非常迅速。
形勢的發展不乏微妙之處：在停戰協定締結以後，保安處的一名高級軍官還在教會的支持下在米蘭組織逃亡活動！
然而，羅夫並不自由自在。共產黨對他存有戒心；與他接觸的天主教高級教士力圖從他那兒覓取情報。不過折衷的辦法總是存在的。羅夫一方面向教會提供情報，一方面向游擊隊提供檔案。他終於使十幾名保安處成員從格迪集中營獲釋。他還保護一些平民先後從克里斯托福羅和卡斯特爾索拉羅鎮轉移到米蘭郊區。當休達神甫讓他去日內斯會見紅衣主教希札時，往返旅途都得到游擊隊的保護。
1945 年年底，“羅馬之路”已安全組織就緒。羅夫通過一個名叫恩里羅·德·P..的前法西斯黨頭目，一方面在意瑞邊界，另一方面在雷察爾和布倫內羅山口，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驛站網。逃亡分子從瑞士一站一站地來到米蘭，然後潛入羅馬。大部人在米蘭逗留數月。只有國社黨領導人才能優先去國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東。
參與組織逃亡活動的人有的是出於理想主義，有的則是為了賺錢或為搜集情報。他們之中有忠於希特勒的農民和農場主，有“偷越國境”的慣犯，還有神甫和修道會會長。“這一切都是在盟軍的眼皮底下進行的！”羅夫說，“可我們輸掉了這場戰爭。這是多麼不公道啊！”
這位前保安處官員有一個親密的合作者：克魯諾斯拉夫·德拉加諾維奇神甫。神甫儀表堂堂，臉色紅潤，噪音沙啞。
德拉加諾維奇出生于波士尼亞。他曾是波士尼亞和克羅埃西亞政治統一的狂熱支持者。1938 年後，他與“烏斯塔什”首領，著名的安特·帕夫里奇保持著親密關係。1941 年南斯拉夫失敗以後，帕夫里奇從義大利返回南斯拉夫建立克羅埃西亞傀儡政府。德拉加諾維奇遂應聘為愛格蘭大學的神學教授。而他的一位密友、第三帝國的狂熱崇拜者拉多斯拉夫·格拉瓦則成為帕夫里奇的心腹。
戰爭期間，德拉加諾維奇不遺餘力，四處活動。他為強迫數千名塞爾維亞東正教徒接受洗禮（這些改宗的教徒洗禮後，有的被立即槍殺）奠定了法律基礎。然而，他似乎不贊成帕夫里奇的克羅埃西亞人把這種特殊的“改宗”變成他們施行暴力的機會。
1943 年，德拉加諾維奇以克羅埃西亞國家駐梵蒂岡的官方代表身份回到義大利。從各方面說來，這一職位是十分重要的。任職期間，他結識了瓦爾特·羅夫。兩人在伊利里亞·聖·耶羅姆教會所在地維亞多瑪塞里長談了數小時，兩人一見如故。
“為了阻擋魔鬼的道路。”神甫說，“我要與希特勒的叛逆者結成聯盟！”
德拉加諾維奇想必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後與希特勒的叛逆者結成了聯盟。1945 年大批逃亡分子向他投奔而來：帕夫里奇的“烏斯塔什”分子、流亡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他竭盡全力幫助他們。
但是，他那過分顯露的活動，不久便引起了占領軍當局的注意。後者向義大利政府施加壓力。於是，德拉加諾維奇不得不離開維亞多瑪塞里。
不久，紅衣主教希禮把他派到日內斯。之後，逃亡分子便絡繹不絕地來到他的辦事處。他們中不但有逃亡的南斯拉夫人，還有義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黨徒。德拉加諾維奇辦事處在羅夫逃亡網和美國天主教難民組織的資助下，使大批“有問題”的人帶著國際紅十字會發給的零花錢和通行證逃往國外。
1950 年，日內斯辦事處被關閉。德拉加諾維奇回到羅馬教會。因處境日益困難，他僅在那裡隱居了幾年。當教皇十八世著手改善羅馬教皇與貝爾格勒的關係時，德拉加諾維奇不得不自行引退，從此再也沒有跨進梵蒂岡的大門。
德拉加諾維奇稟性兇殘、刻毒，他至死還與原“烏斯塔什”分子和反對狄托的地下反對派勾結在一起。1967 年，當他參觀喀斯特山洞（1945 年1月帕夫里奇支持者在此被處死）時，南斯拉夫情報機關派人綁架了他。從此，他便銷聲匿跡了。
1946 年年底，瓦爾特·羅夫在米蘭的助手中有一個26 歲的青年，此人就是前德國中央保安局六處施倫堡的合作者狄特勻·凱斯登。他的驚險經歷充分展現了逃亡網的活動。
凱斯登是在納粹黨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當帝國瀕臨崩潰之時，他除了他的黨內同志外，別無其他朋友。納粹主義是他的唯一信條。在馬林堡全國政治教育學院接受培訓後，他被分配到希特勒青年團中央工作。1940 年赴前線參戰，成為第十帝國團的著名勇士。他三次受傷，因而獲得傷員勳章和德意志金質勳章。
當帝國瀕臨崩潰之際，他在柏林指揮“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個加強營。他是該營唯一的倖存者。凱斯登當時藏在沙森瓦爾德大街一棟大樓的廢墟里。起初他想投降，但耳聞的各種消息使他打消了這一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