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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終於被盟軍逮捕,並被拘禁在馬爾堡“分類”營。在那裡,他得知他被起訴並被指控參與私刑殺害一名英國轟炸機飛行員。這位飛行員是1944年11 月飛行起火後在克洛斯特弗爾德跳傘的。事實上,凱斯登當時是在克洛斯特弗爾德擔負著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與帝國元帥戈林之間的聯絡任務,並沒有參與此案。1950 年此案覆審,宣布他無罪。當初他差一點被判處死刑。
如同在大部分拘留營那樣,在馬爾堡,犯人每60 人編成一組,居住在十分簡陋的帳蓬里。帳蓬之間都由厚厚的鐵絲網隔開。盟軍監察委員會的官員對可疑分子逐個審問。他們依據名單和檔案,力圖查清站在他們面前的每一個人是否是國社黨黨員、黨衛軍隊員或保安處成員。每一個都必須書面寫出自己的經歷,填寫調查表,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並準備接受極其詳細的審查。
凱斯登決定逃跑。一天晚上,當他在集中營外勞動時,恰巧遇到一長隊因“無罪”而剛被釋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鑽進他們的隊伍。幾小時後,他搭上一列貨車逃到巴特霍姆堡,後又到達法蘭克福。他終於回到巴登一符騰堡他雙親的家裡。過不多久,1945 年11 月的一天,凱斯登外出回家時,發現他的家被美軍包圍,他不得不再次逃跑。於是他又逃到蒂賓根。他認識該地區前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並想在他家投宿。但後者剛被捕,其妻勸凱斯登逃往阿爾卑斯山:
“我們的許多朋友都逃走了。據說。現在義大利一瑞士邊界有幾條可靠的路線。我不了解詳細的情形。”
“和誰聯繫呢?”
“您可去施利爾澤河邊的諾伊豪斯村,找過去的領導人奧貝爾林多貝爾..假如他還沒有跑到那邊去的話!”
奧貝爾林多貝爾一直呆在村里。他很平靜,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訴凱斯登,一夥來自德國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時正藏在斯皮特湖邊舍恩弗爾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於是,凱斯登當天就進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舊友、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分子、老人和一些軍官。他們生活在一種尷尬但還算愉快的氣氛中。大家互相回憶往事,交流消息。但躲藏只能是暫時的,況且供應已成了問題。
12 月初,下起大雪,天氣驟然變冷。在這些逃亡分子中有婦女和兒童。有些人得了病。陣陣寒雨使凍瘡傷口疼痛難忍。牧場上一片寂靜。這伙亡命分子與外界隔絕,情緒越來越低落。由原國外保安處烏爾姆分處官員弗里茨負責的供給,現在是越來越靠不住了。怎麼辦呢?
12 月2 日,對這夥人多少起著領導作用的原德國中央保安局官員弗立克斯·霍肯海梅爾分析當時的處境說:“局勢緊張,這裡非久留之地。我們只有兩個辦法:或是投降或是逃往其他地方,在山裡是沒有安全保證的。”
大部人決定投降。第二天,舍恩弗爾塔姆草原布滿了美軍。可凱斯登、霍肯海梅爾、兩名前林茨蓋世太保分子、一個女人及其他幾個人沒有絕望。在美軍到達之前,他們在漫天大雪中先是沿著瓦萊普山谷,然後順著山路離開了此地。
他們來到被法國人占領的蒂羅爾市,沒有引起注意,爾後又渡過萊茵河抵達沃爾格鎮。在奧伯爾古爾格村小憩幾小時後,他們又繼續趕路。最後一段旅程是相當艱難的。奧伯爾古爾格村的一個山間嚮導同意帶領他們穿過阿爾卑斯山去義大利。但是登山十分困難。於是,他們取道路程短、但十分危險的冰川。聖誕節之夜,萬籟俱寂。凱斯登和他的同伴們在霍希弗斯特東南(海拔3411 米)的勃朗峰露宿。
12 月28 日,逃亡分子終於走出山區,到達默蘭後即刻便被領進一座修道院。從此,他們便登上“羅馬之路”,踏進了瓦爾特·羅夫的“王國”。他們在默蘭呆了幾個月。一位名叫恩里科·德·P..的人和一夥嘉布遣會修士負責與羅夫進行聯絡。1946 年1 月,他們被送到米蘭。應該說,旅途十分順利。雖然有游擊隊檢查,但是沒有人搜查火車。在米蘭車站,一輛汽車早已在那裡等候,他們被送到克里斯多弗羅,與其他逃亡分子會合。
“我一點也不明白,”霍肯海梅爾說,“在德國,我們被追捕;在義大利,法西斯分子也被追捕,可我們卻安然無恙。”
一個名叫施文特的前保安處滅絕營突擊隊隊員回答說:“你對什麼都感到驚奇。”
脫險者有的來自瑞士,有的來自奧地利,他們在日內斯作短期逗留後來到米蘭。他們的日子還算平靜。人人給自己起了假名並弄到一些零花錢,因而能自由活動。
晚上,在城裡的小酒店裡,人們可以看到一些德國國社黨黨徒一面喝著西昂葡萄酒,一面在史達林和陶里亞蒂肖像下竊竊私語。
自1946 年5 月始,逃亡分子加強了紀律管束。一個前保安處成員在米蘭一家酒店裡酒後失言。從此,他們被禁止夜間外出,晚飯前必須回到寓所。
但是,並不是除了安全就沒有其他優慮。一陣快慰之後,逃亡分子開始因消息閉塞而感到苦惱。許多人因得不到家裡的任何消息而焦急不安。他們發現,他們當中有些常在外露面的人僅僅在兩三個星期後,就由牧師陪同去了羅馬。而其他人則不得不等待三四個月,有時甚至六個月,才可知道自身的命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