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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潛逃
在希特勒周圍的工作人員中，馬丁·鮑曼似乎是唯一能預料到事態發展趨勢並圖謀潛逃的人。
狡猾、令人難以捉摸的鮑曼是納粹黨內的實權人物。從1928 年納粹取得政權前五年開始，他便成為國社黨的專職官員，並在黨內擔任過各級領導職務，鮑曼原是魯道夫·赫斯的副手。1941 年當後者前往英國談判無法實現的和平時，鮑曼便取代了他。從此，他便順利地步步高升，反而招致許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終是勝利者。此人外貌不揚，有著一副呆板而無精打采的面孔和一雙偽善的眼睛。檢察長弗里茨·鮑爾說他長著：“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但這位啤酒鬼善於玩弄權術，逢人便吹噓他的風流韻事。他像狐狸一樣狡猾，像蛇蠍一樣狠毒。那些自以為能愚弄他的人到後來到都後悔莫及！從1942 年開始，他便成為納粹黨的真正領袖。希特勒疾病纏身，又因吸毒而衰弱不堪，因而聽任他為所欲為。鮑曼參加各種會議，到處插手，對各方面情況了如指掌。與其他國社黨領導人相反，鮑曼對長篇大論毫無興趣，他對風行於黨衛軍內的那種頗為神秘的思想觀念幾乎是一竅不通。他唯一關心的是功名和成就；他的唯一欲望是成為新帝國的主宰。
不久，帝國再沒有人反對他了，他得到戈培爾的支持。他對這位宣傳家的才幹敬佩不已。卡爾登勃魯納1942 年接替海德里希擔任德國中央保安局長後便投到鮑曼的門下，後者使他可以不通過希姆菜直接晉見希特勒。希姆萊為支付自己及情婦赫德威克的開支挪用了8 萬馬克黨的活動經費，這就為鮑
曼留了控制他的把柄。此後，在擔任集團軍司令時遭到失敗以及所領導的武裝黨衛軍在各個戰場上的潰敗，使希姆萊的威信掃地，權力頻於崩潰。
卡爾登勃魯納了解鮑曼的“逃跑計劃”嗎？這並不是不可能的。無論怎樣，這位帝國長官決意不使自己成為帝國的陪葬。1941 年他對他的妻子格塔說：“即使紅軍和財閥們打進柏林，他們也不可能抓到我。”
在一個頗為神秘的人物幫助下，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計劃。那個神秘的人物雖鮮為人知，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就是瓦爾特·羅夫。
不管怎樣，從這時起，瓦爾特·羅夫就與納粹黨的最高領導層保持著密切的接觸。從武裝部隊在突尼西亞遭到第一次失敗至1943 年8 月，他不再擔任任何正式職務。但他竟在希特勒大本營八次被鮑曼接見！
1943 年秋，羅夫成為保安處駐義大利北方組組長。這一職務也是鮑曼為他謀得的。這時，他居住在米蘭，在雷吉娜飯店租了一套不太寬敞的房間。他所擔負的任務是比較繁重的。由於盟軍在義大利登陸和挺進，法西斯各機關一片混亂。有的人開小差；信函被錯送；車隊時常迷路。在半島上仍然忠於“領袖”的地區，安全機關已幾乎完全落入德國人手中，也就是說完全為羅夫所控制。
正是在這一片混亂的氣氛中，瓦爾特·羅夫小心翼翼地根據指令開闢著勃洛克道夫所說的“羅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潛逃路線。
到達義大利後，羅夫經常去羅馬。有時他整天呆在阿羅伊斯·休達神甫的寓所里。休達是義大利半島上德國天主教徒的神職領袖，著名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同情者。
“我的神甫，”羅夫懇求道：“您手下有幾百名信徒。請您為他們的命運想想啊！如果共產黨奪取了政權該怎麼辦呢？”
“帝國面臨危險嗎？”神甫驚訝地問道。
“最好是早作安排！”羅夫以不肯定的語調說。
羅夫通過休達神甫的引見與幾個有權出入於梵蒂岡的高級教士取得聯繫。他會見方濟會修士、耶穌會會士、克羅埃西亞神甫及修道會會長。他逢人就說：“共產黨還很強大..戰爭的結局尚難預料..教皇對納粹暴行的通諭是一次可悲的誤會。”
他試探人心，盤算著對策，處處對國社黨作出表示真誠的保證。他的遊說收到一些成效。某些高級教士和修道士對之表示同情，並答應在“主管人”面前為其說情。這樣，羅夫在幾個月內便建立了一個以羅馬為中心從日內斯到巴里的真正的逃亡聯絡網。鮑曼每天聽取情況匯報。
1945 年初，羅夫有幸掌握一批法西斯黨的檔案。從羅馬撤退時，義大利法西斯分子曾委託德國人將這批檔案運往米蘭。法西斯委員會的官員未能根據墨索里尼的要求對這些檔案進行分選。羅夫代他們進行了這項工作。我們將在後面看到，這些檔案是怎樣使他如同年前在突尼西亞進行的奇怪的談判那樣又一次取得了談判的成功。
鮑曼並非無所事事。他讓羅夫組織“逃命之路”，自己則全力籌集資金，以應付失敗以後的局面。
他抱著這一目的與大工業人士和企業主們進行了接觸。鮑曼知道，這些人已經看到這艘帝國之船即將沉沒，他們再也沒有熱情幫助它重新浮起來。然而，他還是試圖去說服他們。
第一次會議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邊的希瓦爾茨飛機
螺旋槳製造商家裡召開的。黨衛軍中央經濟管理處的三名高級官員如該處處長奧斯瓦爾德·波爾上將，也出席了會議。鮑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勢。他強調指出，無論局勢發展如何，必須保存德國的經濟打擊力量。他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