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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希望用鮑曼的頭換得十萬馬克獎金。但作為不懂法律的門外漢，他們不知道，只有活著的頭才值這樣多錢。

　　  他們確實很快碰到了兩具骷髏——它們擺放的姿勢很奇怪，一個人的頭靠著另一個人的腳，對於里希特和我來說，這是我們快達到目標的第一個跡象。郵局職員克魯姆諾夫曾對我們說，那個“矮胖子”在運送過程中老是從擔架上掉下來，最後他們才想到用上面那種擺放的姿勢把它們抬走。由於他們不想再接觸屍體，所以就直接把他們抬的東西翻過來倒進坑裡埋了。

　　  最後只能由法醫來作判斷了。這個判斷之所以能作出，要歸功於我的另一個朋友——英國歷史學家大衛·歐文。有一天，當他問我尋找鮑曼進展如何的時候，我不得不承認：“即使我們有一天找到他，恐怕也辨認不出來了。我們沒有關於他的牙齒的記載。”歐文在他下一次去美洲旅行的時候，到國立華盛頓檔案館去查了一下。他在那裡找到了鮑曼的牙齒圖樣，這是由柏林胡果·布拉施克教授繪製的。納粹黨高級人士的牙科病都是由他治療的。戰後他為盟國繪製了圖祥，它們證實，我們找到的顱骨正是鮑曼的。此外，假牙技師弗里茨·艾希特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手卡塔琳娜·霍伊澤曼也能重新認出他們為鮑曼加工的假牙。鮑曼在調查表上登記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也同骨骼的尺寸相符。施圖姆普費格爾的辨認就更快了，因為在柏林文獻中心有一份黨衛隊醫生給他檢查身體的認斷。最後慕尼黑刑事偵察技術科長根據顱骨複製了兩個死人的頭和外貌。我們把他的作品同鮑曼和施圖姆普費格爾的照片比較了一下，再沒有任何可疑之處了。  

　　  在這個刑事案件結束後，法蘭克福檢察署把馬丁·鮑曼的遺骸交給他的遺屬處理，但作了一個規定：這些骨骼只能埋葬，不得火化，因為不能完全排除再次需要用它們來作證的可能性。鮑曼的子女至今不接受這一條件。

　　  和他的朋友鮑曼一樣，門格勒的頭顱是納粹逃亡分子中懸賞價格最高的10 萬馬克。然而他從來不是國社黨的領導人物。門格勒身材矮小，長著一雙黑眼睛，滿頭黑髮，皮膚黝黑，德蘇戰爭爆發時他剛30 歲。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進行的慘無人道的試驗使他聲名狼藉，並被列為重要戰犯。

　　  約瑟夫·門格勒於1911 年3 月16 日出生在貢茲堡，其雙親卡爾和瓦莉是當地的實業家。他的學業成績優異，曾獲法蘭克福大學醫學博士和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戰後學術界“收回”了這兩個學位）。醫學加哲學！當時這意味著生命衝動理論和雅利安種族生物學的結合，其結果是十分令人可怕的。

　　  門格勒說：“人和狗一樣，是有系譜的。有人在實驗室里創造了優良的狗種。今天，我們正在培育超級人種。”

　　  1945 年門格勒博士33 歲。他於1928 年加入納粹黨。他參加過衝鋒隊，後來又加入黨衛軍。他那令人可怕的才智引起了他的上級的注意。在布痕瓦爾德短期工作後，他晉升為黨衛軍上尉並成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主任醫生。  

　　  維森塔爾援引囚徒的控訴說，奧斯威辛集中營有一個專門“實驗手術室”。在那兒，一些囚犯被當作動物來進行試驗。那是一些什麼樣的試驗呢？人們難以知道，因為接受試驗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維森塔爾說，門格勒曾進行過“雙胞胎”的專門研究，他“試圖人工製造出一些藍眼睛的雅利安型孩子”。

　　  然而，不管這是多麼使人難以置信，門格勒博士幾年以後才受到追捕。當所有希特勒政權的高級領導人物被捕或逃亡國外時，這位主治醫生還安然地生活在德國。有人甚至不無根據地推測，他最近又回到了德國。

　　  他的逃跑路線確實與鮑曼和其他逃亡分子的路線大不相同。今天看來，他是在特殊的、神奇的條件下逃跑的。

　　  門格勒已結婚，並已是一個孩子的爸爸，但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時，他卻與一個18 歲的猶太姑娘姘居。集中營的囚犯管這個姑娘叫維爾瑪！維爾瑪的雙親已經去世，她是由祖父撫養在的。她的祖父是一個頗有名氣的珠寶商，他的珠寶店在華沙交易所附近。當建立隔離區時，她的表兄是猶太人治安組織成員。該組織作出了與德國人合作的選擇。

　　  一天，維爾瑪進入華沙非猶太人區，因未帶通行證而被巡邏隊拘捕。1943年她被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她的表兄希爾·聊貝爾，綽號“波蘭黑市大王”，是一個不可觸犯的傳奇式人物。他為她奔走說情。經過一番周折，她與門格勒相識。門格勒為她所傾倒，並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住所里。  

　　  維爾瑪在集中營里行動自由。每次只要可能，她便毫無顧忌地為她的這個或那個教友說情。

　　  維爾瑪聰明活躍，且頗有心計。她很快獲得了她的利益之所在。當戰爭敗局已定時，她答應幫助門格勒逃跑。她的愛情似乎是真誠的。她對門格勒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1944 年6 月，維爾瑪勸說門格勒早作安排。4 個月以後，他獲得離開集中營的通行證。

　　  “希爾·陶貝爾是唯一能幫助我們的人。”她對門格勒說，“我知道他把從武裝部隊盜來的器材裝備交給了抵抗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