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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普納肯定地說，蘇聯人對這個施潘道最後的囚徒持毫不寬容的態度，就是由於那次對這個囚犯毫無益處，但對於蘇聯人來說卻是一次十分狼狽的進攻的反擊。

　　  當3 月25 日賽德爾博士像一頭獅子似的在法庭上作鬥爭時，他的委託人卻坐在一旁擺出一副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面孔，兩眼死盯著前方。從這時起，他的思想離審判愈來愈遠，他對周圍發生的事愈來愈不關心了。

　　  他的妻子勸他閱讀美國人在慕尼黑出版的《新報》。該報上有些是非納粹的德國新聞工作者的優秀分子寫的東西。在一封信中伊爾莎·赫斯譴責她的丈夫說：“我們的許多男人生活在目前已經沒有基礎，只有從前存在過的短暫的世界中，這個世界已經不復存在，將來也決不會再有了。”

　　  魯道夫·赫斯回信說：“此外，我相信即使沒有《新報》，我也能比大多數按規則地報導世界形勢的人更能正確地看待事物。”

　　  1946 年7 月25 日，賽德爾博士作了一篇在法律上來說是卓越的、生機勃勃的辯護詞，文中他引用國際知名的法律學家的論述，逐條逐款地駁斥對他的委託人的起訴。這篇辯護詞也有助於後來赫斯被宣布根據起訴書中的第三和第四點（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為無罪。而赫斯卻呆若木雞似地坐在那兒，律師的戰鬥對他來說似乎沒有關係，他只不過是一個已感厭煩的旁聽者而已。  

　　  8 月底，這位從前的副元首的記憶力似乎又正常了。他給家裡寫信說：“從你們的‘笑話’中，我看到你們從樂觀方面去接受賽德爾博士的通告（我可能再度完全喪失了記憶力），在這期間你們肯定已通過廣播知道了又出現了‘奇蹟’和我完全控制住自己不流露自己的意識了，VVVVVV。這大概被稱為我可能是神經鍺亂或者處於‘荒謬的想像’之中。我希望，你們能從光明方面去看待這事。卡李（卡爾·豪斯霍弗爾教授）曾說過，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即使是在一段時間裡被當做人民的叛徒，我再補充一點，或者被當作瘋子的命運和忍受的一切，也給我帶來了最新的、隨著我那令人驚詫的命運而產生的笑料。面對這樣的命運我不是失去控制，而是以沉著的微笑面對著我的厄運。我也將用同樣的平靜態度去迎接對我的宣判..”

　　  終於到了1946 年8 月31 日這個主被告作最後發言的日子。戈林發言後輪到赫斯，他先請求讓他坐著發言，主席答應了他。然後，他抽出一大沓札記，開始作了一次奇特的、雜亂無章的講話。除其他問題外，他還講了：

　　  “我的一些戰友可以在此作證，我在開始審判時就曾預言：第一，這裡將出現這些證人，他們在宣誓後作不真實的陳述。這樣，他們便可給人留下絕對可靠的印象並獲得最好的名聲。第二，這樣，法庭提出的代替宣誓的保證書中將會包含有某些不真實的證詞，這是昭然若揭的。第三，被告們將經受一些德國證人的、令人驚異的意外事件。第四，一些被告可能表現獨特的行為，他們可能無恥地攻擊元首，他們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增加罪責，他們可能互相推諉罪責，但這是錯誤的。而且他們甚至會給自己增加罪責，這樣做同樣是錯誤的。我所有的證詞都是中肯的，至少對幾十樁事件是如此。我的這些證詞甚至涉及某些證人和他們代替宣誓的保證書。  

　　  “我現在的陳述不僅在這裡，在審判開始就說了並且做了。而且早在審判開始前幾個月，還在英國，在阿伯加文尼時，我就對和我在一起的醫生約翰斯頓博士說過。就在那時候，我已經把我要說的這些話書面記下來了，這是人所共知的。

　　  “1936 年至1938 年曾在德國之外舉行另一次政治性審判，這場審判的特點是，被告們以令人驚異的方式相互指控別人犯罪，一部分人被逐個地定為戰犯，這些人中有的是犯了罪，有的人則是被人作證他們犯有罪行的。當最後宣判別人死刑或對他們本身直判處以死刑的時候，他們狂熱地鼓掌，為了使全世界震驚，一些外國的新聞發布官、報社的記者都這樣報導：說人們得到的印象是，這些被告方被一種迄今未知的藥劑弄得處於精神不正常的狀態。因此他們的表現就跟下藥者所控制的一樣。從這件事情中，我回想起在英國時的某個機會，當然那時跟現在一樣，我是沒有可能獲得有關審判的報導材料的。不過這裡稍微好些，還有那些年的《人民觀察家報》供我參閱。在查閱報紙時，我在1938 年3 月8 日那一期上發現了下面一段，這是一篇從巴黎發來的通訊，發電的日期註明是1938 年3 月7 日，現引述如下：

　　  “大巴黎的《光明報》揭露了關於前面提到的在審判中使用藥劑的事，這關係到一種秘密的藥物。這條消息的原文是這樣寫的（我引用《人民觀察家報》從《光明報》上轉載的原文）：‘這種藥物能保證讓選中的犧牲者完全按照發出的命令來行動和說話。’“我強調指出，在《光明報》的這篇報導中不僅寫了‘按照已給的命令來說’，而且也寫了‘按照已給的命令來行動’。最後一點提到的按指令行動，這是聞所未聞的。它對解釋迄今為止無法說明的在德國集中營里的人的行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這些人中包含那些在囚徒們身上進行可怕的、殘忍的試驗的科學家和醫生所能幹出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