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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20 日（星期五）戈培爾參加希特勒的生日慶典後沒有呆多久就早早地離開去料理他自己的事了。他徑直到他的辦公室，站在舊式瓷磚壁爐前，把許多紀念品扔進火里，其中有：他七歲時穿著海員服裝的照片；他的中學成績單；他父親的一疊來信；履行基督教按手禮的照片；他們畢業班同學的集體照片。最後扔進火堆里的是一個年輕女人上光相片。這是捷克美人莉達·巴洛娃1938 年贈送給她德國情夫的。

　　  第二天，戈培爾又同他的秘書赫爾·里夏德·奧托和維爾納·瑙曼在一起，仔細地監督銷毀他的日記。這些日記從1924 年收藏起，至今已是冊頁浩繁了。據瑙曼說，到現在這些日記堆放在“有四個電話間大”的密室里。從1945 年1 月起奧托已經甲縮微膠捲拍攝了這堆日記（雖然這些日記只到1945年3 月15 日止）。維爾納·瑞爾納·瑞曼和另一名主要助手、黨衛隊上尉貢特爾·施瓦格曼受託收藏這些日記，以免落入蘇聯人或東德人之手。但是，不知怎麼的，瑞曼和施瓦格曼疏忽了，有一捲縮微膠捲終於落入蘇聯人或東德人之手，最後在1974 年傳到西方，其中某些部分已經發表（例如1978 年出版的《最後的記載》）。即使在這次銷毀日記之後，戈培爾仍在黑皮日記本上繼續寫他簡短的日記，到希特勒去世，甚至一直寫到次日他自己臨終前的最後幾小時。  

　　  戈培爾處理他的日記之後，便坐在辦公桌旁開始錄音，他知道這是他對日耳曼民族的最後講話。錄音的時候，蘇聯炸彈震落了天花板上的泥灰。當時在場的萊曼鑽到桌子底下，但戈培爾把泥灰從講稿上撣掉，照常錄製他的講話。然後，他把錄好的唱片放進盒子裡，以便在儘可能接近末日的時候播

　　  放，但實際上在希特勒去世前幾天已經播放了這一講話。

　　  戈培爾及其妻子和六個孩子坐在一張棟木長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勁地合唱。這支年輕的高音合唱隊企圖以怪誕的不斷的歌聲蓋過更大、更不祥的炮彈爆炸聲。

　　  雖然希特勒邀請戈培爾及其一家住進暗堡，但出人意外，這兩個人在最後一星期里卻很少互相見面，每天只見面一個小時。事實上，他們的舊日友情明顯地冷淡起來。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對任何人（即使對戈培爾）也不願改變常規，蓋爾達·克里斯蒂安稱之為“他的刻板的小禮儀”。例如，他任何時候也沒有同戈培爾在一起吃過飯。蓋爾達·克里斯蒂安說，希特勒“幾乎不理睬戈培爾。使我吃驚的是元首不停地復復著‘最後只有勃隆狄和勃勞恩小姐是忠誠的’這些悲傷的話。他有意視而不見戈培爾和他的妻子。如果考慮到戈培爾夫婦現在都是肯定要自殺的人，這就更使我不理解了。我們都知道，他們還打算犧牲自己的孩子為希特勒殉葬。”顯然赫維爾、克萊勃斯和布格道夫同希特勒在一起的時候，有時戈培爾也到場，但蓋爾達·克里斯蒂安認為，這種時候“氣氛肯定冷淡”。  

　　  然而，希特勒和戈培爾定期舉行的簡短會晤卻是重要的。現有的證據說明：在會晤期間，戈培爾草擬了希特勒的政治遺囑。戈培爾就像多數受到教育的德國人一樣知道胖特烈大帝和俾斯麥都留下了這類遺囑，旨在指導他們的繼承者，她也希望希特勒在進入墳墓之前不要錯過同樣的機會，以便取得對歷史的發言權。

　　  我們已經知道，希特勒在4 月29 日（星期日）凌晨，口授他的遺囑時，只有格特路德·榮格同他在一起；大約在半夜兩點他們倆人突然離開婚禮招待會。榮格夫人說，她對口授作了速記。但是她又說，希特勒是“照稿宣讀的”。誰寫的草稿？一般估計草稿必定出自希特勒本人之手，但對內容進行嚴格分析後，這種估計是站不住腳的。再者，如大家所知道的，還有一個真正的問題，即：到4 月29 日的時候，希特勒的右手是否已不再顫抖而能使他寫清楚字跡。我猜想草稿極有可能出於戈培爾之手。阿道夫·希特勒的遺囑開頭說：

　　  說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國人在1939 年想打仗，是不真實的。需要和煽動戰爭的，完全是那些猶太血統的或為猶太人的利益服務的國際政客。我曾經為裁軍提出過無數次

　　  建議，後代不能把戰爭爆發的責任歸罪於我..。  

　　  長達六年之久的戰爭儘管遭受種種挫敗，但終有一天會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爭取生存的最光榮、最英勇的意志表現而載入青史。在六年後的今天，我不能拋棄作為德國首都的這個城市。既然我們再也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擋敵人對這個城市的進攻，既然我們抗擊魯莽的機械化部隊的力量將會逐漸消耗殆盡，我願留在這個城市裡與千百萬德國人生死與共..。

　　  有一位醫生向戈培爾夫人提供了安眠藥和毒藥。可以肯定，她有六枚氰化鉀膠囊，裝在藍色塑料小瓶里，瓶頸上有個黃銅小圈，是施通姆費格醫生那一星期在暗堡里分發的那種藥，可能她在進入暗堡之前就取得了這些膠囊。不管她是怎麼獲得毒藥的，瑪格達本人殺害了她自己的孩子，則是罪證確鑿的事實。

　　  夜幕在柏林已經降臨；當時是晚上八點半，正是開始燈火管制的時間。戈培爾和瑪格達倆默不作聲地走過放著六罐汽油的暗堡樓梯的底部。在樓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