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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納粹分子的專門機構對這些消息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
巴拉圭駐特拉維夫總領事（猶太人）本·日胡達先生說：“我受權宣布，一些聲稱門格勒博士隱居在我國的情報是沒有根據的，納粹是出於記者們的臆想。我還應指出，在近東衝突中，巴拉圭一貫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然而，約瑟夫·門格勒仍然活著，一直住在巴拉那河岸的邊界地區。他住在一座白色的小別墅里，別墅位於瓜拉尼腹地的德國僑民區內，只有兩條公路通往這幢房子，別墅四周有警察和軍人巡邏。
“萬一警察疏忽，”西蒙·維森塔爾說，“就有四個全副武裝、身背收音機和步話機的貼身保鏢護衛著門格勒。他們的薪水由門格勒付給。”
這位前奧斯減辛集中營的醫生無所懼怕。每年的1 月30 日（納粹奪取政權紀念日）、4 月20 日（希特勒生日）、5 月14 日，門格勒都要和他的朋友們聚會慶祝。
第三節帝國殘照
需要說明的是，脫險的納粹頭目並不都是通過“羅馬之路”逃到地球另一端的，有些人是靠自己碰運氣爭取活命的。他們或是躲在家中或是投靠親朋以避風險。他們之中，有的逃脫了治安部門的追捕，有的則被人告發，或因不慎在搜查中被捕。大部分人後來或公開承認自己的身份或改名換姓而活了下來。
還有一些人在最後緊急關頭謀求同盟軍談判，以求得到寬恕。的確，在戰爭結束的前夕，希特勒政權的某些權貴曾試圖利用蘇聯和美國的矛盾，分別媾和，藉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鮑曼、戈林、舒倫堡、鄧尼茨等人似乎確有過這種打算。他們與希姆萊對立的根本原因是：這位帝國黨衛軍首腦、德國警察總監、黑衫隊的首領、最可怕的納粹世界觀的典型代表過分引人注目，以至盟國不願意只與他個人進行談判。但希姆萊卻不這樣認為！在他為其核心人物之一的第三帝國崩潰時，他還夢想充當與盟國媾和的談判代表。
儘管十年來納粹黨一再進行宣傳，但絕大多數德國人不相信“財閥政治國家和布爾什維克會一致同意把帝國從世界版圖上抹掉。”
該投向哪一邊呢？1944 年9 月被任命為海軍副總司令的瓦爾特·盧德—牛賴特五年後供認，當時已確確實實面臨著這一問題。他說：
“提出投向東方的理由很多，而且十分有力。既然已不能阻擋布爾什維克在歐洲的擴張，何不與過去一刀兩斷，自動而公開地表示支持建立布爾什維克秩序呢？”
從東方不斷傳來的消息使這些希望終告破滅。“從那時起，”盧德一牛賴特說，“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落入蘇聯人之手，逃往西方，逃向拯救者一方！”
5 月1 日，當獲悉希特勒已死時，海軍元帥鄧尼茨便與在他身邊的約德爾、凱特爾、施維林一克羅西克及幾位年輕軍官談起他的處境與打算。他得到的一切消息表明：盟軍要求各條戰線無條件投降。但鄧尼茨試圖單獨向西方投降。這一建議遭到拒絕。
幾天以前在普拉查蒂茨鎮（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群希特勒衛隊的黨衛軍分子決定成立一個具有十條綱領的新國社黨。會議是以這樣的口結束的：“元首去世了！元首萬歲！”但急劇動盪的局面使這一微弱的念頭如同其他事件一樣，成了須臾即散的煙雲。
總之，只有極少數國社黨和其他納粹組織的成員被盟軍“收留”而未被清算過去的罪惡。只有為數極少的“不可觸犯者”被西方視為絕對不可缺少的人。在柏林和帝國其他大城市，英美和蘇聯竟相爭奪德國科學界的知名人士（物理學家、天文物理學家、化學家和生物學家等）。
於是，數十名諜報局、蓋世太保和保安處工作人員加入了盟國的情報機關。他們之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普魯士將軍，十年之後擔任聯邦情報局局長，繼而成為西德反間諜機構的頭子。此人便是萊因哈德·蓋倫！
這位後來被人們稱為“灰色將軍”的蓋倫，在整個戰爭期間無疑是最熟悉蘇軍力量和真實情況的人。他是被美國人視作有用人物而未要求其“洗腦”的唯一德軍將領。
蓋倫於1902 年4 月3 日出生於埃爾富特，1931 年與海爾塔·馮·賽德利茨—庫爾茨巴赫結婚，1920 年加入帝國軍隊前就讀於軍事學院。他逐步晉升，德蘇條約簽訂時，他已晉升為武裝部隊參謀部准將。然而，只是到1942年4 月1 日擔任“東方僱傭軍”司令時，他才得以大顯身手。
“東方僱傭軍”是一個以東歐國家，特別是以蘇聯為工作目標的軍事情報機構，其總部設在措森（柏林以南）鄰近的美巴赫兵營內。它集中了最高統帥部的所有蘇聯問題專家，在整整三年中，蓋倫把它辦成了一個效率驚人的機構。1941 年入侵蘇聯的作戰方案得以實施應歸功於該組織。
“如果我們贏得這場戰爭，那就應歸功於蓋倫的‘東方僱傭軍’、普魯茨曼的‘狼人組織’和斯科爾茲內的突擊隊！”一天，希特勒曾這樣說。
蓋倫可是黨衛軍成員？有些人認為是，直至現在仍這樣認為，但沒有確鑿的證據。然而，即使他從未參加過蓋世太保，也未加入保安處，但他曾不止一次地與他們合作共事。而且，就行政關係而言，“東方僱傭軍”隸屬於德國中央保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