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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 年3 月12 日審判的午間休息時，在餐廳里發生了一樁戲劇性的事件：德語講得很好的吉爾特大夫正在跟里賓特洛甫聊關於希特勒破壞的許多條約，吉爾伯特問道：“里賓特洛甫先生，您相信嗎？為什麼希特勒竟是這樣一位騙子？”

　　  赫斯跳了起來，用直挺挺的步伐和充滿著怒火的眼睛威嚴地走到這個美國人面前，他作了一個立正姿勢，稍微欠了一下身子，問道：“博士先生，一位美國軍官能容忍一個德國人侮辱他已故的國家元首嗎？”

　　  “當然不會。”吉爾伯特答道：“要是他的國家元首不是騙子。”

　　  “那末，我要求您不要對我們的元首作這種評論！”

　　  吉爾伯特語塞了：“我只對你們外交官說。”

　　  赫斯在一剎那間給人的印象是仿佛要找吉爾怕特決鬥的樣子，後來他突然轉身並且坐下來。

　　  對於同希特勒無關的一切事他都記不得了。他抱怨集中力差，使他記不清楚審判過程中的細節。有一天他忽然又忘記所有的事了。他的新的健忘症這回出現同那些令人感動的證人有關，這些證人是滅絕營里的倖存者。在那些日子裡，被告中曾出現多起昏厥的事件。前帝國經濟部長瓦爾特·馮克還哭了。  

　　  這回赫斯的記憶力喪失實際上又是假裝嗎？或者我們可以把它解釋為歇斯底里的逃遁綜合症的必然過程。作為發作的逃遁綜合症的必然過程，遇到應正視的現實超過患者的承受力時就會發作嗎？我們已經看到，假裝忘秘、逃遁到忘記中是一種天生的保護性的必然過程。一遇患者不能再承受高度緊張的狀況時，它就自然出現。

　　  但畢竟赫斯的記憶力在當時是正常的。羅伯特·M·w·肯普納博士（當

　　  時是美方起訴人）曾經說過：“我能證明赫斯的記憶力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是正常的。他曾在小紙條上寫他的辯護提示交給其他的被告。並舉出有關的書籍、文件準確的位置和發現地點。一個具有這樣能力的人，可以說是具有卓越的記憶力的。”

　　  無法解釋清楚的是1946 年3 月14 日早晨發生的事情：在審判開始前，吉爾伯特博士告訴魯道夫·赫斯，他過去的導師和朋友卡爾·豪斯霍弗爾教授和他的夫人一起選擇了自殺的辦法。

　　  沒有絲毫情緒激動的跡象，赫斯說，“有一位姓豪斯霍弗爾的人想在這裡為我提供證詞。但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吉爾伯特想了許多辦法，使他記起豪斯霍弗爾來，但都沒有奏效。赫斯漠不關心地環視審判大廳，兩臂交叉著靠在椅子背上。最後他冷冷他說：“我只希望，我的其他證人不要用自殺的手段來把人置於困難境地。”  

　　  一個記憶力未受損害的人，在聽到他的最好朋友的死訊時能夠做戲似地假裝記憶力喪失，要不真的是神經錯亂，或者至少說情感有毛病，因為他沒露出絲毫動感情的痕跡。

　　  吉爾伯特最後問他：他是否能回憶起他在開始審判時聲稱自己的記憶力已經恢復正常，並且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一時的事。赫斯心不在焉地搖了搖頭。吉爾伯特寫道：“他又忘記了，忘記到把已忘記的東西再忘記的程度。”

　　  在此事14 天以後，赫斯給他妻子寫了一封十分清楚和有條理的信。信中談到他對兒子將來的教育所作的考慮，在信的末尾他拿自己的官方通訊地址取笑說：“魯道夫·赫斯，紐倫堡，‘軍事戰犯’監獄，VVVVVV。”

　　  當律師賽德爾博士開始辯護時，赫斯為了陳述自己的事情，放棄為他提供證明材料。他的假釋的保人——有前斯圖加特市長施特勒林博士、恩斯特·威廉·博勒和赫斯的弟弟阿爾弗雷德——試圖為他開脫罪責，否認赫斯領導下的納粹黨的國外組織是從事“第五縱隊”的。第二天赫斯就忘記誰曾為他作證過了。  

　　  當3 月25 日賽德爾博士試圖用一顆“法律的原子彈”對法庭的權威性提出懷疑時，赫斯漠不關心地坐在那兒。一個美國軍官給賽德爾一份文件的抄本，它可能使整個紐倫堡審判告吹：這是1939 年8 月德一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外交協定的文本。在這份外交協定中確定了德蘇瓜分波蘭的分界線，里賓特洛甫曾就這份文件抄本的主要內容作過證。賽德爾還從弗里德里希·高斯（前納粹外交部派駐蘇聯的大使，曾參加德蘇友好條約的談判）在那兒取得一份有關的證詞。

　　  賽德爾博士未獲准讀這份文件。主席決定，應先將文件從英文本翻譯成俄文，並彙編進法庭官方的文件集中。賽德爾博士也不肯回答這份文件從何而來的詢問。因此，這份文件被當作“材料來源可疑”而被拒絕了。同理，法庭也拒絕了這位能爭辯的律師的請求，邀請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到法庭作證。

　　  現在，那份秘密的外交協定的存在已經通過歷史研究證實了。當時，那份未被批准的文件抄本曾使（至少說在短暫的時間裡）蘇聯的起訴代表團陷於痛苦的窘境。

　　  羅伯特·M·w·肯普納博士曾說過：“實際情況是，賽德爾博士拿那份文件來為魯道夫·赫斯辯護，雖然是這位律師的良好願望，但對這位被告來說，不僅毫無益處，而且還可能有害，這就可能給這位被告造成危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