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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指出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存在著某些不切實際的想法，認為在未來必將設立某種永久性的世界刑事法庭，甚至對這一法庭的條例已經有了許多擬定的方案。按照這些方案，具有防止和抵抗侵略職能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安理會——實際上將失去它的權限。如果有一天確實再次需要組成一個制裁戰犯的國際法庭的話，那麼根據安理會作出的對當前存在的侵略行為的具有約束力的決定——在合法分配席位和合法行使程序的情況下——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不會對這一項共同的任務袖手旁觀，正像1945 年所根據的具體情況那樣，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明智的。有人擔心，被逮捕的侵略者會在既沒有中立國代表又無本國代表的情況下提交審判。各國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無需害怕這一點。在破壞世界和平的罪犯面前不存在政治上的中立，也不存在民族的團結。儘管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還有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就這些法官的傾向性而言，他們過去有傾向性，將來也會有傾向性，而其他任何國家的法官都不可能沒有傾向性。

　　  一方面，我們有必要抵制關於設立一個長設性的國際刑事法庭的據稱是可能的和合乎原望的某些危險的不切實際的想法，反對以此來取代聯合國安理會的職能。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1945 年前後流行的一種不無危險的論調。這種論調主張以一般的行政機構的政治決定來代替正規的司法程序。乍看起來，那些主張不經過長時間的司法程序而由政治性的臨時法庭來裁決的觀點好象是合理的。特爾福德·泰勒在一篇悼念傑克遜的文章中談到了1945年4 月在美國國際法學會上展開的一場辯論。辯論的題目的是：《法在各國人民之間的作用》。文章說，美國副總統芬奇當時曾聲稱，沒有一個法庭會審判希特勒無罪，因而，所有的審判不過是可笑的官樣文章。美國最高法官斯通和當時的政治家科德爾·赫爾都同意芬奇的這一看法。法官斷言，辯護方面絕不會像起訴當局那樣有這麼多的時間提出證據，實際辯護方面得到的時間要多得多，這就是說，一項行政命令會更好些，因為命令是不加掩飾的、簡單的，完全不是作為司法部門的合法行為，而是公開表現為一種政治上的強迫措施。

　　  這種觀點是由反希特勒聯盟國家的某幾個政治領導人首先提出的。如果依從他們的觀點，那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就不會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許多人就會把罪犯當作烈士看待；而尤其不能為未來開創一個先例。另外在紐倫堡審判之後國際法仍然可以被新的侵略分子任意歪曲。還有一些人高談闊論，拿破崙就是未經法律手續而被囚禁在聖赫勒那島上的，這種敵視法律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險。正像羅馬什金所指出的那樣，這種類比的推論不是孤立的，是與處理法西斯首要戰犯的相應計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某些人企圖像當年處置拿破崙那樣也將法西斯首要戰犯禁閉起來，把他們更安全地保護起來，以便在下次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重新起用他們。

　　  大大小小的戰爭時有發生，甚至有人妄想發動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紐倫堡大審判應該是一個警告了。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對妄圖發動侵略戰爭的野心家來說，紐倫堡審判都將是一個危險的先例。很早的時候，就有人企圖否定審判戰犯對未來的作用。1945年在紐倫堡，美國法官鮑爾斯在審訊所謂的威廉案件時說：“我堅決反對那種認為本法庭的任務就是為各國制定未來行動準則的觀點。”鄧尼茨的辯護人——德國海軍法官克蘭茨比勒——當然非常贊同這種觀點。但是泰勒指出：“紐倫堡的持續作用在於引起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回憶和激發他們的良知，誰受的痛苦最深刻，那麼他的反抗也就最強烈。”

　　  在列奧·格羅斯的一篇文章里集中在理論上反映了這種傾向。格羅斯把紐倫堡被告的德國辯護士們所提出的各種辯護理由集中成為他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因此而據稱是普遍建立起來的個人與國際法的直接關係是判決的主要意義。眾所周知，這是一種在個人與國際法之間的法律關係上的干涉主義觀點，紐倫堡的判決根本不是以這種觀點為指導的。另一方面，由於長年在紐倫堡作為起訴人工作的經驗，使泰勒這樣一位人士認識到：“今天，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紐倫堡的原則是否有理有據，而在於人類是否能夠按照這些原則生存，或者，假如沒有這些原則人類是否仍然能夠生存。”

　　  要麼反共、反猶、法西斯主義、戰爭政策和背叛本國人民，要麼堅持紐倫堡原則，不僅在過去和現在，這都是唯一的選擇。某些人認為，在這方面，政治上的教權主義與德國侵略勢力相互勾結也不無目的。例如薩維基從西德一個希特勒的辯護士的文件中引證了一段話：“在戰爭期間，帕德博恩的主教克萊因博士曾手持他的主教冠冕高呼領袖萬歲，福音派主教奧伯沙伊德博士也曾身穿衝鋒隊長的制服向教友布道。”

　　  總的看來，紐倫堡的判決對揭露納粹統治的獨裁體製作出了重要的積極貢獻。它最大的不足之處就是宣判德軍參謀總部無罪和對德國金融寡頭集團及法西斯宣傳機構的寬恕。代表西方國家的起訴代表按照他們政府的指示拒絕把銀行家施洛德和法本化工公司的頭目列在第一批首要戰犯的訴訟案件之中。並且從一開始就阻撓將之列入專為上述人士提出的第二號國際訴訟案件之中，蘇聯法官尼基欽科對沒有任何根據無罪釋放沙赫特、巴本和宣傳機構頭目弗里切持反對態度，而且尤其對宣布德軍參謀總部無罪持反對態度。蘇聯法官所持的不同立場是對判決的重大的、理由充分的修正，彌補了由於西方國家法官的階級立場而給這一判決所造成的缺陷。儘管如此，紐倫堡法庭所作的判決仍然是對消除德國軍國主義鬥爭的一個重大貢獻，是掌握在德國人民手中的一件武器，也是掌握在比今天的世界形勢不利得多的條件下迫使德國無條件投降的各國人民手中的一件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