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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在全德國搜捕他的盟軍逮捕了一個名叫瓦爾特·盧德斯的人。盧德斯說：
“繆勒在逃跑時已被擊斃。我在靠近總理府的地方發現了他的屍體，並把他埋葬在格羅塞爾—漢堡格爾街的猶太人公墓。接著我便去哈爾門，通知了他的家屬。”
然而，繆勒的家不在柏林，而且他的寓所位於幾乎與哈爾門相反的方向。
9 月17 日，在格羅塞爾一漢堡格爾街公墓進行了挖掘。盧德斯指點了一個墓（G 區第一排）。墓中的屍體已無法辨認，但死者的衣服和佩帶的勳章似乎是蓋世太保首腦之物。死者的家屬住在慕尼黑，見到衣服和勳章後也予以承認。
繆勒真的死了嗎？
1953 年，柏林戶籍登記簿上記載說，一個名叫H·繆勒的人死於1945年12 月15 日，死亡證號碼是11706/45。1958 年7 月1 日，一位住在西柏林的婦女在一家殯儀用品商店定製了一塊蓋墓石板，上面寫著：獻給親愛的父親海因里希·繆勒，生於1900 年4 月28 日，死於1945 年5 月。
當局試圖查清此事。與此同時，瓦爾特·盧德斯失蹤了。但格羅塞爾一漢堡格爾街的墳墓仍在原處！1963 年9 月，西柏林市市長命令開墓驗屍。法醫發現墓中的遺骨至少屬於3 個不同的人！頭蓋骨是一個35 歲男人的（德國投降時繆勒45 歲）。猶太人墓地的安葬只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這是無可懷疑的了！
事實上，海因里希·繆勒確確實實與蘇聯人進行了接觸。但與施倫堡所說的情形相反，他並未使用“紅色交響樂隊”的發報機。因為那會冒很大風險，後果也很難預料。
因怕部下告發，早有預謀的“蓋世太保—繆勒”直到1944 年才向他的一名聯絡員、柏林陸軍警察上士格爾哈德·狄茨說了他的打算。
1944 年11 月，他派狄茨越過蘇軍防線與紅軍領導人接觸。狄茨沒有帶去書面信件，只是帶去口頭建議。繆勒建議，一旦柏林被攻占，就在格魯瑙街一處房子裡碰頭。
1945 年2 月3 日，狄茨到達奧得河西岸庫斯特林高地的蘇軍防線。他作了俘虜，被押解到基輔。狄茨使盡了渾身的解數說明來意，但沒有任何表示投誠的證據，誰也不相信他。一直到被押送到庫拉喬夫280—18 號俘虜營後，他才得以與試圖核實他口供的一位十分精明的軍官談話。
蘇聯國家安全部特遣隊參謀長芳加馬諾夫中校仍持懷疑態度。
“帝國蓋世太保首腦準備投靠你們。”格爾哈德·狄茨反覆這樣說，“你們前去會晤，不會有任何危險。”
4 月28 日晚離開總理府後，繆勒隱藏在一所飛行員學校附近。一個名叫埃芬貝爾格爾的防空部隊的士官認出了他。29 日至30 日夜，他在波茨坦廣場脫掉軍裝，換上便服，接著便前往格魯瑙街赴約。
恰好，庫馬諾夫也同意赴會。陪他同行的有幾名蘇軍戰士和一名前政治警察局的女秘書。後者認識繆勒，表示願意前去辨認。幸好他帶上了這位女秘書，否則，他怎麼能相信，在4 月30 日下午5 點，站在他面前的這個步履沉重、面無表情的人竟是海因里希·繆勒呢？那位少婦一眼便認出了繆勒。
“就是他！”她低聲對她身邊的中校說。
“蓋世太保一繆勒”受到可以說與他身份相稱的對待。他被護送到卡爾斯霍斯特；英國人到此地後，他又被送往施普雷河畔的富爾斯坦瓦爾德鎮。一些軍官和政治委員不停地輪番盤問他。
繆勒曾認為失敗後，德國將遭到血洗。他以為投靠勝利者還可以為自己謀條出路！他很快就感到失望了。經過幾天的盤問後，他預感到蘇聯人正在準備對他進行審訊。5 月底，繆勒通過一位給他醫治由於空襲造成眼傷的年輕醫生口中得知，他將被轉押到莫斯科。“去莫斯科，幹什麼啊？”“我不知道，這一切不取決於我。”這一消息對這位蓋世太保頭子說來，似乎是凶多吉少。自從被捕後，他未能會見他希望與之商談的政治領導人。繆勒是趁一個奇特的機會逃脫的。可惜人們對他逃跑的經過沒有獲得材料。7 月15 日左右，他在拉貝瑙鎮重新露面。在那裡，他混入了蘇台德的一群難民中。在貢茨堡地區，他終於弄到一張通行證，署名是戴寧格爾。幸虧這張通行證，繆勒才回到德國西部並順利地到達巴伐利亞。他在慕尼黑呆了三天。他很可能還回到他的哈爾拉青寓所（盟軍尚未發現此處寓所）取走了部分文件。在兩個多月里，繆勒東躲西藏，以圖爭取時間。他始終是那樣的頑固、那樣的多疑。在施利爾澤河畔的諾伊豪斯鎮一位前慕尼黑政治警察局職員家住了幾天後，他又躲到拜利希一策爾一位醫生家裡。
10 月初，他來到法軍占領的庫夫斯泰因。這時，他疲憊不堪，身無分文，眼病復發，也懶得再跑了。一天，他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曾在蓋世太保工作過的小官吏，打電話給法國人：“我手中有些文件。如果你們保證不逮捕我，我準備把這些文件賣給你們。”
這類交易在當時多有發生。法軍當局表示同意並商定了接頭地點。繆勒換得了一點錢和一袋糧食。他提供的文件被送到因斯布魯克司令部鑑定。
11 月16 日，雙方又一次通話，提出再次見面。但這一次會晤對繆勒來說卻是個圈套。法國人審查後認為這樣重要的文件不可能落入一個下級官員之手，肯定此人是個“大獵物”，必須查明他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