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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繆勒差點被捕。根據他的習慣,約會前幾小時,他察看了約會地點,發現那裡布滿了士兵和警察。於是他立即返回,銷毀了手中的文件,兩小時後,逃往布倫內羅山口。

    施特津鎮是“羅馬之路”上的一個關鍵地點。繆勒在那裡與瓦爾特·羅夫的兩個部下邂逅。其中一個是原蓋世太保分子,曾在德國中央保安局四處B 組艾希曼手下工作過;另一個人是黨衛軍上尉弗朗茨·羅斯特爾,改名叫哈達德·薩伊德。繆勒通過他們了解到羅夫組織的逃亡網。可他先前對此卻一無所知。

    他立即前去米蘭,接著又抵達羅馬。在羅馬,羅夫給他物色了兩名保鏢。

    1945 年12 月20 日,這位前蓋世太保首領登上一艘200 噸位的快艇。這艘快艇為登奧多拉尼伯爵的一位朋友所有。這時,繆勒的傷眼發炎,艇上的醫生要他立即進行眼科手術。快艇不得不半途折回。

    回到羅馬以後,休達神甫從契維塔韋基亞請來一位眼科大夫為繆勒作了兩次手術,並讓他住進布拉恰諾的一家教會醫院。直至1946 年5 月,繆勒才病癒出院。

    從這以後,繆勒的行蹤使人難以捉摸。很可能是出於警惕,這位前蓋世太保首領與羅夫保持著距離,也可能是他還抱有為共產黨陣營效勞的念頭,他不願意成為教士和前納粹分子的負擔。1947 年兩位保鏢和羅斯特爾逃往烏拉圭後,人們對他後來一年的活動便全然無知。  

    在《逃離紐倫堡》一書中,瓦爾納·勃洛克首夫斷言,繆勒在伊斯坦堡與蘇聯情報機關進行了接觸。

    可以肯定的是,繆勒從未去過南美。他只到過近東。1949 年有人在大馬士革見過他。他改名柯衡..

    因與德國人合作被利比亞當局驅逐的一個名叫阿布·傑達的人幫他與埃及人取得了聯繫,並勸他去開羅拜見一位伊斯蘭協會的領袖馬斯禮將軍。於是繆勒乘船抵達塞得港。在那裡,他受到一個名叫哈桑·加法爾的人的接待。到達開羅後,馬斯禮將軍替他引見了埃及德國僑民的最著名領導人。

    1953 年6 月18 日,埃及共和國在法老統治過的這塊古老土地上宣告成立。1954 年11 月14 日,穆罕默德·納吉普被他的總理加麥爾·納賽爾推翻。

    兩年後,第二次阿以戰爭爆發,後因英法干預而告終。但在此後的10年內,“開羅的德國人”在埃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繆勒一直呆在開羅,他這時變得格外謹慎,並給人以謙遜的印象。他改名阿明·阿普德·麥吉德。他的醫生不是別人,正是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實驗員”漢斯·埃茲爾博士。1960 年,納賽爾從克里姆林宮取得火箭,繆勒被委以重任,負責建立火箭安全保密系統。  

    在60 年代,德國僑民過著幾乎是封閉式的生活,很少與外界往來。幾乎所有的前納粹頭目都起了阿拉伯人的名字。某些人還皈依了伊斯蘭教。

    這些人中有:改名叫阿里·納海爾的前保安處駐波蘭分處處長萊奧保爾德·格萊因;改名叫恩瓦爾·本·薩拉姆的前蓋世太保駐華沙猶太人辦事處處長貝爾諾爾德·本德爾;改名叫約成·德萊塞爾的前迪塞爾多夫市蓋世太保分子若希姆·道默林;改名叫哈米德·索里曼的前烏爾姆市蓋世太保頭目海因里希。澤爾曼;改名叫納衣姆·法希姆的原卡爾登勃魯納在中央保安局的合作者海因坦克希·維萊爾曼博士;前維也納蓋世太保分子,改名叫路易斯·埃爾哈格的路易斯·海登和弗朗茨·希托弗爾等。

    從1964 年開始,這些頗不平凡的合作者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其中有幾個人成了以色列情報部門的“炸藥包裹”的犧牲品;有些人則因歐洲公開了他們的身份,不得不重新轉入地下。1967 年,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離開了阿拉伯聯盟共和國。

    和往常一樣,逃亡心切的海因里希·繆勒這次還是最先離開了開羅。不過,他沒有返回西歐,也沒有去社會秩序混亂的拉丁美洲國家,而是到了他20 年前曾準備在那裡穩身的東方。蘇聯對埃及的影響,一個由阿里·沙博里領導的親莫斯科集團的存在,使繆勒沒費多大週摺就同蘇聯取得了聯繫。“我知道他們終究會這樣對待我們的!”這位前蓋世太保頭子高興他說道。1964 年1 月12 日,西德《明星》畫刊刊登一篇題為《“繆勒一蓋世太保”在阿爾巴尼亞》的報導。此後不久,一名由蘇聯長期關押後釋放的前保安處特務說:“繆勒現在蘇聯,在莫斯科工作。我曾見過他兩次。”

    尾章紐倫堡難道不是一個危險的先例?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是否就像它的名稱所表明的那樣是一個具有世界弄事法庭意義的國際法庭呢?或者說,紐倫堡法庭是否就是四個國家共同組成並由這四個國家任命了法官和起訴人的法庭呢?國際軍事法庭本身對這個問題作了明確和令人信服的回答:“簽字國設立了本法庭,規定了本法庭所要遵照執行的法律,並制定了規章,以使審判能正常進行。因此,它們共同所做的正是它們之中每一個國家單獨所能做到的事。因為,毫無疑問,每一個國家均有權設立特別法庭,以行使權力。”所以國際軍事法庭不是世界刑事法庭。十九個國家簽署的具有立法性質的倫敦協定和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後來關於承認法庭條例和判決的決定證明了,共同主持審判的四大國在這一訴訟過程中通過懲罰對它們本國公民犯下罪的戰犯而維護了人類的利益,因而也維護了德國人民的真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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