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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 年11 月，《明星》雜誌副總編輯羅爾夫·吉爾豪森作出決定：現在是公布調查結果的時候了。調查結果發表時用的標題是：《鮑曼死了》。這個調查報告應該是一個傳奇的結束，但繼之而來的，卻是對報告作者的“圍攻”。有一位家住維也納專門追捕納粹分子的西蒙·維森塔爾，在世界各地已經多次發現鮑曼的蹤跡，他在一次記者執行會上宣布說，他越來越意識到，《明星》雜誌是納粹刊物，約亨·馮·朗格是一個老牌納粹分子，他的企圖只是在於替活著的鮑曼打掩護，使之免遭追捕。約阿希姆·里希特也感到不快；他的頂頭上司、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里茨·鮑威爾很久以前就收到了霍爾斯特·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因大批屠殺猶太人而被處決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兒子）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鮑曼在阿根廷潛伏下來了。鮑威爾認為這個傳聞是可信的。他指責我的調查報告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屍體並沒有找到。作為反詰，我要求他通緝醫生路德維希·施圖姆普費格爾，因為有證據證明，他作為黨衛隊醫生曾經用蘇聯戰俘作實驗。鮑威爾發火了：“那樣做是荒唐的。您跟我一樣清楚，此人已經死了。”如果我繼續追問他在什麼地方見過施圖姆普費格爾的屍體顯然是不明智的。

　　  我要想駁倒所有的批評者，就必須找到鮑曼的屍體。然而到哪兒去找呢？

　　  也許他的屍體像無數其他戰死者一樣在此期間已被移葬別處了。我的三位記者朋友——狄特·黑格曼、科爾奈留斯·梅菲爾特和格爾德·巴茨——只要一到柏林就幫我尋找。我們搜遍了柏林的墓地，查看了死者的名單，訪問了墓地的看守人。我的努力甚至在民主德國都傳開了。有一次當我在民主德國國務委員會主席新聞處辦點事的時候，一位負責西德報刊的助理員問我，在進午餐的時候，是否願意給他提供一個私下交談的機會？在“文化人旅館”品嘗匈牙利辣味紅燒牛肉的時候，他吞吞吐吐地對我說：“您的工作會危及您的前程。鮑曼並沒有死。我們已掌握了證據，他住在南美，得到聯邦德國總理基辛格的資助。”我根本不想看他們的證據。

　　  只要這兩人的屍體或者不如說他們的屍體的殘骸還沒有找到，鮑曼就可能繼續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沒。西蒙·維森塔爾宣布說，他手頭有現在住在阿根廷的前全國領袖的照片。前德國情報局局長賴因哈德在他的回憶錄里聲稱，還在第三帝國時期鮑曼已經是史達林的間諜了，戰爭結束時當然就跑到俄國去了，以後也就死於莫斯科了。埃里希·卡爾·維德瓦爾德又添枝加葉地重複了一遍他的故事，並在荷蘭出版了一本書。

　　  根據《明星》雜誌總編輯亨利的指示，我可以同別人一起作出努力來解決關於鮑曼的一切傳說中最後一個，同時也是最娓娓動聽的一個傳說的最後一個魔法。發行量很大的一家英國報紙和一家美國報紙發表了一組標題為《鮑曼還活著》的文章。作者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是前美國情報機關工作人員。據說他探聽到一件消息：鮑曼在戰爭結束前已派人把價值兩億美元的金銀財寶、外匯和藝術品用潛艇運往阿根廷，後來在第三帝國崩潰後，就在一位天主教信使的陪同下前往羅馬。在那裡他會見了埃蔽塔·庇隆。當鮑曼把他的財富的相當大一部分交給她的時候，她就為他在阿根廷提供了避難所。從那以後鮑曼就化名為里卡爾多·鮑威爾。法拉戈不僅能出示此人的照片，而且還能出示阿根廷政治警察的書面證明：鮑威爾實際上就是鮑曼。里卡爾多·鮑威爾這個名字是幻想家法拉戈從柏林文獻中心主任那裡借用來的。這位主任名叫里卡爾德·鮑威爾，是一個德國僑民，他從美洲回到了德國。在此斯間鮑威爾剛好也成了我的朋友，無論我有什麼需要，他都肯幫忙。

　　  我在倫敦會見阿法拉戈。我把漢堡大學一位人類學教授以及希特勒的私人攝影師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兒子也帶去了。霍夫曼的兒子經常在希特勒的大本營照相，因此認識鮑曼。人類學家要仔細察看法拉戈搞到的鮑曼的照片的頭顱。然而這個匈牙利人卻立即表示懷疑，說那些照片不是他親自拍的，而是從阿根廷情報機關搞來的，無論霍夫曼還是人類學家都沒有發現照片上的人像馬丁·鮑曼。此後不久，《明墾》雜誌駐甫美編輯黑羅·布斯解開了這個謎。原來照片上那個人是一位住在阿根廷的教師。布斯還要了一個花招來戳穿前美國情報機關工作人員所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價值。他用五十美元作為賄賂，從阿根廷情報機關搞到一份文件，它證實，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實際上就是馬丁·鮑曼。自此以後，追捕鮑曼的人就漸漸失去發明新傳說的興趣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繼續尋找下去。不過最後一次找到鮑曼的機會幾乎被錯過了。有一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團團員赫伯特·賽德爾寄給我一份剪報，上面登有一則消息，說我估計掩埋著鮑曼屍體的那個地方不久要破土動工。我向我的法蘭克福朋友檢察官約阿希姆·里希特發出警報。他立刻作出反應，報告了柏林警察局和有關建築部門。建築部門的工人後來也積極參加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