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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來的一個問題是，陸軍總司令維爾納·馮·弗里奇男爵可能成為弗洛姆堡的當然繼任人。在希特勒看來，弗里奇是個思想僵化、抵制陸軍新的侵略政策的反動分子。對弗里奇進行“誣告”的希姆萊和蓋世太保工作十分迅速，使在這個問題上受戈林慫恿的希特勒於1 月26 日能夠把一份蓋世太保的案卷擺在弗里奇的面前。該案卷表明，弗里奇患有相公癖，希特勒甚至找到一個蓋世太保中的證人來當面對質。這個壞傢伙名叫漢斯·施密特。他起訴說，他有一次當場抓住了弗里奇，還拿到了賄賂他的錢。一位目擊者報導說，戈林聽了弗里奇與這位所謂的目擊者之間的對質深為惱火。此人就是希特勒指揮部的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他曾是弗里奇的副官。霍斯巴赫認為這種情況是令人討厭的，所以他曾事先告誡過弗里奇，以使他對這種指責有所準備。弗里奇輕蔑地駁斥了這種指控，結果被無限期地送去了度假。
如今戈林期待著給他的報償——在國防部的任命。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感到軍官團對弗里奇蒙受侮辱性的指控所表示的強烈不滿，大家都認為這一指控是一種卑劣的陰謀伎倆。參謀總部要求通過軍事法庭對弗里奇的指控無條件地加以澄清。希特勒不得不同意了這個要求。陸軍指揮部下定決心讓蓋世太保的手法徹底暴露，同時要求蓋世太保提出他們的證據。1938 年2 月4日，希特勒自己接管了國防部的指揮權，同時他如同在1934 年登上德國總統寶座一樣，取消了一個職位，並把與此相關的權力攫為己有。他召開自己的所謂內閣會議，戈林當然也是其中的成員。希特勒宣布說：“從現在起，整個國防軍的指揮權由我本人直接行使。”
希特勒採取了同樣手段擺脫另一名1933 年人閣的老資格內閣看守成員——康斯坦丁·馮·牛賴特男爵的外交部長職務，而讓自己的親信之一里賓特洛甫接替了他。
這一系列變更對戈林來說幾乎不能引起太大興奮，因為事實上，這一切僅僅給他帶來了一次晉升以及一根元帥杖而已。除此之外，他還得到一項不尋常的任務——主持軍事法庭對弗里奇進行緊張的起訴程序，並負責終究是由他創建的蓋世太保不被陸軍的揭露而出醜。
對弗里奇的案件第一階段審理應在1938 年3 月10 日舉行。鑑於其他原因，這個日期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在同一天，奧地利的危機達到了頂點，其他地方也急需派駐軍隊。因此這次審訊又推遲到3 月17 日。這一天，德國由於成功併吞了奧地利，全國一片歡騰。戈林把利用這次對奧地利的政治欺騙而取得的成功主要歸功於自己。此時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舒暢。他逼迫已經被嚇破了膽的蓋世太保證人施密特重新作證，是他把弗里奇與一名叫作弗里施的騎兵上尉搞錯了。這樣，戈林滿意地結束了對弗里奇的審訊，並以寬厚的態度要求弗里奇平靜下來，因為他已恢復了名譽。正如戈林幾周後對英國大使亨德森解釋的那樣，弗里奇無論如何也必須辭職，因為他同希特勒的觀點是不協調的。
但是陸軍有可能以此譴責蓋世太保在弗里奇事件中所使用的卑鄙手法，並且弗里奇也獲得重新回到陸軍總司令一職上的機會。弗里奇作為舊學校出來的軍官，永遠感到有辱顏面，後來他在率領舊軍團參加波蘭戰役的那一年裡自殺身死。他被授命為這個軍團的榮譽上校之一。這是為皇族成員保留下來的一種榮譽稱號。
戈林以同樣粗暴無禮的態度主持了這次軍事法庭的審判，而這種態度在他作為國會議長時已有暴露，但是他的高昂情緒首先歸因於1938 年3 月11日下午至晚上他成功地實現了大德意志國家對奧地利的併吞。這是戈林單獨在電話機旁逐字逐句聽到的消息。戈林是否直接參與了導致弗洛姆堡和弗里奇下台的陰謀活動，或者他是否只是在幕後對他們的解職進行了同謀活動，這些事在今天顯然是無法全盤加以證實的。但是毫無疑問，他對導致葬送奧地利獨立的陰謀是負有責任的。戈林對此感到終身自豪。
事實上，奧地利被吞併已勢在必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不久前才被希特勒從維也納召回駐奧大使巴本，早在1936 年就已使奧地利的納粹分子重新參加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在此之前，納粹運動曾被取締。被謀殺的聯邦總理恩格爾貝特·陶爾富斯的繼任人庫爾特·馮·舒施尼克則試圖以墨索里尼的影響來換取希特勒對奧地利的影響。與此同時，戈林又竭盡全力同墨索里尼親自會談，以防止他在奧地利插手干涉。即使在武力解決面前也毫不畏懼的奧地利納粹分子的急躁情緒是顯而易見的，就像他們謀殺陶爾富斯行動中已經證實的那樣。但是，希特勒不得不顧慮到世界輿論，至少想保持合法的外衣。
希特勒的“合法”行徑的內幕究竟如何，奧地利總理舒施尼克對此已有所領略。1938 年2 月12 日，舒施尼克同他的外交國務秘書吉多·施密特在希特勒的山間別墅拜會了希特勃。由將軍們簇擁著的希特勒向他的客人作了一個冗長的、有關奧地利與德國合併必要性的講話，他要求舒施尼克把一位天主教青年律師阿圖爾·賽斯一英夸特任命為內政部長。戈林也對此表示贊同，因為這樣可以把奧地利的警察局掌握在他的手掌之中。希特勒提高了嗓門，對奧地利總理緊逼不放，只給他7 天的考慮時間，以滿足希特勒提出的強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