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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之後紅軍到達毛爾蓋，在一個名叫沙窩的小村子裡我幸運地得到了當面向那位領導請教的機會，但因為我思想中的封建遺毒還沒有肅清，結果把機會錯過了。

　　  那天還是由我們團擔任警衛任務，中央領導全來了，聚在一座喇嘛廟裡開會。我被安排在會場外的一間小棚子裡，給開會的領導們準備午飯和晚飯。下午晚些時候，那位四方面軍的領導從廟裡出來，去了趟茅廁，便來到我的灶旁討熱水喝。我剛要詢問怎樣才能成為英雄的事，喇嘛廟裡又急匆匆地跑出來兩位戴眼鏡的領導，將那位領導拉到一邊說個不停。

　　  就在那位四方面軍的領導轉過身去面對來人的一瞬間，我認為自己看到了一個不應該看到的東西，心中“砰”的一聲，將那句擠在喉嚨里的問話炸得粉碎。

　　  我看到了“腦後見腮”。

　　  如果我當真迷信“相術”的話，這“腦後見腮”便是面相中的“五大惡相”之一。但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便假意要給那位領導添熱水，提著湯勺向他們湊近幾步，想要將這一“相格”看個仔細。不想，後來的兩位領導卻憤怒地朝我揮了揮手，將我趕得遠遠的。這可是我從來也沒經歷過的事情，任何一位紅軍領導，不論是中央首長還是師團連長，他們向來只與其他領導發生爭論，對我們這些小炊事員卻是和氣得很。  

　　  對於方才看到的東西，我得不出任何結論。如果我師傅還活著，他一定能講清楚內中的道理，畢竟這《柳莊相法》是他講給我聽的。用他的話說，遇到“腦後見腮”的人，就算是幹個攤煎餅或是賣耳挖勺這樣的小買賣，也絕不能與他合夥。

　　  進入草地後的第四天早晨，我們遇到了大麻煩。第三天晚上，團里其他連隊的戰士在很遠的地方採回來不少新鮮的蘑菇，讓炊事員給大家煮煮吃了。到了今天早上，人們發現有六十多名戰士癱倒在河岸上動彈不得，另有七八名戰士已經中毒犧牲了，其中也包括他們的炊事員。

　　  衛生隊的大夫和護理員們連忙趕過來搶救，給他們做人工呼吸，灌涼水，餵頭髮。費了好大的力氣，這些戰士才開始嘔吐，但是，他們的身體虛弱得很，已經無法跟隨大隊出發了。團長很著急，也很生氣，但又一時不知道該責罵誰才好。最後，團里決定將這些中毒的戰士組成一個後備隊，先讓其他戰士將他們背到後河對岸休息，等到身體恢復之後再出發追趕部隊。

　　  經過了長達十個月的磨鍊，大家都有經驗，知道掉隊後在一天之內很難追上大部隊，通常總是要花費兩三天的時間。更危險的是，我們已經是後衛部隊了，在我們後邊再沒有紅軍，只有敵人。

　　  團長要親自帶領這支後備隊，而我則主動報名擔任他們的炊事員。然而，老呂不同意團長帶隊，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說我們是紅軍中最精銳的戰鬥團之一，中央信任我們，才派我們擔任後衛任務，你丟下部隊帶後備隊，這是對中央的不負責任，也是個人英雄主義。團長無話可說，只能同意由老呂擔任這個職務。  

　　  對於這次變動我感到很高興，因為老呂沒有其他戰鬥指揮員的壞脾氣，而且他還是我的朋友。

　　  大隊紅軍開拔了，而我們又休息了一天一夜，直到轉天早上才出發，但在這期間，又有兩名中毒的戰士犧牲了。

　　  這是我進入草地之後的第五天，我自己的糧食也吃光了。我們團出發時，團長讓全團戰士搜盡挖絕，給我們湊了十來斤糧食。這大約是我們團僅有的糧食了。在毛爾蓋籌糧的時候，因為我們團被調去保護中央領導開會，很晚才動手籌糧，儲備的糧食也最少。雖然中央領導專門為我們補充了一些青稞麥，但進入草地的時候，每位戰士身上的糧食也不過兩三斤。

　　  我不知道團長他們在後邊幾天吃什麼，也不知道我們自己在後邊幾天吃什麼。但是，在草地中掙扎了五天之後，我倒不像剛開始那麼擔驚受怕了。我現在終於想明白了，只要勇氣沒有消失，含著大拇指我也能走出這片爛泥塘。

　　  此時，在我的寶庫中只剩下最後一根參須、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雲南白藥。因為要照料六十多位病人的飲食，我決定把這根參須留到能當即救人一命的時刻再使用。

　　  我們排成一列縱隊，老呂在前邊引路，我留在最後，一步三搖，在草根糾結而成的地面上前進。這裡的地面看不到土，但很結實，毒水也只汪在草根上。草根很硬，被前邊部隊踩斷的草梗也很尖利，我們大多數人都光著腳，將剩下的最後一雙草鞋系在腰間。我們必須得把這雙草鞋保護好，只要走出草地，穿上它我們就可以戰鬥。也正因為如此，戰士們的腳幾乎都被草根和草梗扎破了，但又不往外流血，只從肉里滲出粉紅色的水。  

　　  每天照例要來的雨雪都來過之後，太陽出人意料地跳了出來。陽光白亮亮的像閃爍的刀鋒，在草地上劈斬開大片細碎的花朵，鮮艷得令人起疑。

　　  我從來也沒有夢到過這麼多的顏色，有讓人胃口大開的黃，有令人心癢難撓的藍，也有深沉得看不見底的紅。老呂在前邊傳下命令：休息十五分鐘，曬腳。

　　  戰士們各自找一塊草根密集的地方坐下來，將步槍的背帶掛在脖子上，腳架在槍身上，仰面朝天，身子向後倚，用屁股在草根上找好平衡。大家都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