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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管我！”少校皺著眉，用幾乎要哭出來的怪聲回答道。

　　  差一刻十二點鐘的時候，下達了所有人列隊待命的命令，隨即從反特處的辦公室里走出一群軍官。為首的是一位高額頭的矮個子中校，他穿著一件肥大的軍便服，站在隊列前面，顯然是在作最後一次指示。

　　  他說話時有點口齒不清，聲音不大，但大家都鴉雀無聲地聽著。他的話講得條理清楚、樸實、扼要，重複著那位警備部隊的反特局軍官和警備司令今天講過的話：這次措非常重要，敵人極其狡猾，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性，每一個參加者都要負個人責任等等。大尉深信，在部隊中，一切命令都應立即理解並立即執行，沒有必要一再重複地講一件事，煩瑣地講個沒完，當然，他也不喜歡聽這位中校的講話。

　　  大尉不愛聽訓話，也不愛聽“警惕性”這個詞。而且，正象多數人一樣，他完全相信，一旦他遇上特務，他就能立即認出來。何況這位中校不僅外表上缺乏軍人應有的風度，講話時也幾乎不用命令式，還常常用“我請求”、“勞駕”一類字眼，這暴露了他的出身，不過是一個文職人員，一個天生的知識分子。

　　  中校在講話中特別強調，對反特局軍官們的命令，所有參加這一“行動”的人都必須準確無誤、毫不遲疑地執行。他最後說道：“我要告訴大家，每一位直接間接以實際行動幫助捕獲敵特到人，將立即列入榮獲政府嘉獎者的名單。”  

　　  這幾句話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引起了大尉的反感。他參加過多次惡戰，同人數遠遠超過自己的敵人作過戰，所以，他深知獎賞的真正價值。而在這裡呢，卻有一種侮辱人和庸俗化的味道，這是對崇高而又神聖的感情的褻瀆，因為，為了抓三個人或四個人，竟動員了幾百個人，而且還事先許願說，將發給他們軍功章。

　　  後來，警備司令部的軍官們被單獨分出來，又另一位中校（也是反特局的，但很有軍人風度）同仍然被病魔纏身的少校一起，給他們分配了任務。

　　  當叫到警備司令助手的姓名時，中校看了一下花名冊之後說：“阿廖辛大尉小組。”

　　  但是，誰也沒來找警備司令助手，誰也沒回答他的詢問，於是，中校對站在旁邊的一位軍官說：“阿廖辛小組的一位中尉就在附近。您快去把他找來！”

　　  這位軍官把大尉帶到反特處辦公樓前，命令他等著，他自己則找人去了。

　　  過了五分鐘，從牆角那邊跑來了一位年青的中尉，他那紅紅的臉上流著汗，行了個舉手禮，邊嚼著食物邊結結巴巴地說道：“大……大尉同……同志，您是警……警備司令部的？請跟……跟我來……”  

　　  在中尉的下嘴唇角上沾著一片白菜，大尉差一點沒發火，因為即使在戰爭條件下，大尉也不能容忍那種衣冠不整的人。

　　  他們和別人一樣也來到了廣場。這裡停有二十多輛汽車，基本上是“維利斯”牌和“道奇”牌汽車。汽車都已被刷洗一新，好象要去參加閱兵式似的，甚至有點刺眼。有幾輛汽車的前玻璃板上貼著只有高級將領和反特局才有的“通行無阻！”通行證。那位中尉繞過這些漂亮、乾淨的汽車，走的一輛滿身泥垢的舊卡車跟前，這輛卡車的車斗上的油漆已經磨得褪色了。中尉站在踏板上，把頭探進駕駛室，對司機小小聲地說了幾句話，接著司機就破口大罵了一聲。

　　  警備司令助手不能不感到屈辱，他們對一個軍士司機可以說的話，竟然對他這個大尉，而且是擔任重要職務的他保密。他硬著頭皮爬進車斗，鋪上一條手帕，坐在木箱上，但中尉立即要他坐低些，中尉說話時還跳了起來，然後，汽車就往前猛衝過去，好象去救火似的。

　　  警備司令助手很冷靜，必要時他可以控制任何感情不使其外露。他看了看手錶，力圖猜測和估計一下這次稱作“行動”的整個活動將占用多少時間，因為他無論如何也得在七點半鐘回到利達市。

　　  大尉一心想念的是同列娜的相逢和晚宴，因而他的情緒也就越來越壞。在這樣的重要時刻（你簡直都編造不出這樣的奇遇！）他竟然不得不時而拼命地奔波，時而無所事事；一會兒聽人家的訓話，他們無休止地號召你提高警惕，一會兒又在骯髒的車斗里顛簸，不知到什麼地方去聽從一個叫什麼阿廖辛大尉的人指揮（也許，這是最令人感到屈辱的事！），完全當一個無名小卒，始終完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幹什麼，要執行什麼任務。他們甚至對一個司機都更加相信，司機知道的事情比他更多！

　　  奔馳在土路上的卡車顛簸地令人暈頭轉向，而與一桶汽油和一個乳臭未乾的中尉坐在一起更使大尉怒火中燒，還得聽從這個中尉的指揮。“如果你在城裡碰上了我，我就會把你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基督教徒！”大尉發狠地想道，他用眼角看著勃林諾夫那雙油布長統靴，這雙靴子已經穿破了，看來，這雙靴子從來也沒用刷子洗過；他看著中尉軍帽上那顆已經歪斜了的紅星和解開了的衣領，而上衣未熨過這一點還在這之前，當中尉第一次走到他跟前時就注意到了。大尉很不喜歡這些反特局軍官，認為他們都是一些有特權的遊手好閒的人和一些極其驕傲的人。“在後方養尊處優，”他自信地這樣想道，“還自以為是英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