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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點多鐘，魯日諾夫搭乘順路汽車來到了反特局；他面色蒼白，由於失血過多和汽車顛簸得厲害已經站不穩了。他報告說，巴甫洛夫斯基在逮捕時開槍自殺了；當時只發現了巴甫洛夫斯基一個人，並且他不是從森林一邊出現的，而是從別的什麼地方來的。

　　  魯日諾夫全身發抖，上牙床磕著下牙床，因此，波里亞可夫沒繼續問下去，更何況阿廖辛和塔曼采夫也會很快就回來的。波里亞可夫給他喝了杯暖水瓶中的濃茶，多放了兩倍的白糖，然後派他到醫院去了。

　　  九點鐘，波里亞可夫拿著文件夾和一張白紙急忙到隔壁的辦公室去了，他要向莫斯科匯報偵查工作的進展情況。高頻電話正被尼柯里斯基上校占用著。為了不致在辦公室中踱來踱去地浪費時間，波里亞可夫在一張無人占用的辦公桌上攤開公文夾，繼續工作起來。

　　  波里亞可夫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偵查工作和部隊搜索行動的準備工作，因此，他對所謂“無線電技術供應”的細節未予過問。尼柯里斯基同兩位深夜時分剛從莫斯科來的年紀已經不輕的工程兵少校單獨在一起辦公，占用一間辦公室；他們埋頭自己的工作，而他，波里亞可夫則干自己的事，他們之間幾乎毫無聯繫，因為給偵查工作提供測定敵台方位的準確而有迅速的情報，以及指揮機動搜查小組的各測向電台之間的配合行動，這些事情是直接受集中於守候地區的“收音員”約束的，他們並不直接停命於總局特派員。  

　　  現在，波里亞可夫從尼柯里斯基的口中得知，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準備工作，以便在敵台發報時採取無線電干擾措施。

　　  實際上，黎明時，他從葉果羅夫和莫霍夫的談話中已經偶爾聽見過採取這類措施的可能性，但他並未對這件事特別注意，也沒費腦筋去想它。這天早晨，莫斯科研究和制訂了“涅曼”案件中一切可能採取的預防性措施，一如既往，多次提出並立即推翻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和意見；波里亞可夫聽到這種情況後便開玩笑地說道：“還是別給自己設想出各種各樣的麻煩來吧，這些麻煩還不存在哩！”可是現在，採取無線電干擾措施卻已成為現實了。

　　  “怎麼，你們準備把他們的聲音壓下去？”尼柯里斯基一放下聽筒，波里亞可夫就問了一句。 “一定要壓下去。”

　　  “請給我接柯雷巴諾夫將軍，”波里亞可夫朝高頻電話的值日軍官、一位有鷹鉤鼻的高個子大尉命令道。接著他又看著尼柯里斯基說道，“如果幹擾得聽不見他們的聲音，他們幾乎肯定會明白，他們的電台的方位已經被我們測出來了，這樣一來，我們將會失去優勢而處於被動局面：他們可以改用另一波段，而我們卻無法知道這個波段……如果我們打草驚蛇，他們肯定會從發報地區逃往別處，並且沉默一段時間。德軍當局也會想，他們的電台的方位已經被我軍測出。你們是否想到了這一切後果呢？”  

　　  “您對我們要做的工作的看法不完全正確，而且對我們的潛力估計不足，”尼柯里斯基微笑著回答道，“我們正在準備採取一種完全特別的措施！我們要採取的不是定向的，而是密集的無線電阻隔干擾措施。我們要干擾的不是一部分波長，我們將用莫爾斯電報機干擾整個波段和頻段，把它們完全壓下去，隔斷它們！我們將動用三個方面軍的一千五百個短波無線電台，”他自豪地說道，“這些電台都將換上新電池，它們正在待命，只要一聲令下，它們就一擁而上，出現在空中（一個緊挨著一個），不讓空中留下一條小縫！……在這種莫爾斯電報機的大合唱中，手提式發報機的比較微弱的聲音（何況它的電池已用過一段時間）不可能被德軍即使是最敏感的收報機找或聽到！請您相信，在採取這樣大規模的無線電阻隔干擾時，德軍決不可能產生發報機的方位已經被我測出這類想法。所以，您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

　　  “可能是這樣，”波里亞可夫謹慎地說道，“而這一措施在純粹軍事上產生的後果你們是否仔細地考慮過呢，你們是否預料到這些情況呢？”

　　  “當然考慮過了！不僅如此，就這個問題還請示過總參謀部。總參謀部與我們一樣認為，敵軍肯定會把這種大規模無線電通訊活動視為我軍新的大規模進攻的開始。除了一時的驚慌以外，在德軍司令部中不可能產生任何後果！”  

　　  “葉果羅夫將軍對這一切都知道嗎？”

　　  “暫時他只知道一些大概的情況……那是在接到關於準備無線電台的初步指令的時候，我們對他談過採取這種措施的可能性。這一問題現在才最後決定。您對葉果羅夫將軍的態度感興趣嗎？”

　　  “是的。”

　　  “他是反對的！不過，中校同志，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心血來潮！大本營的命令提出了兩項具體任務。除了第一項任務（逮捕）還有第二項任務，這也是很重要和關係重大的任務……盡一切努力杜絕秘密情報外泄，盡一切努力！”尼柯里斯基強調說。“您能提出另外一種解決辦法嗎？”

　　  “從形式上看，一切都是正確的，合乎邏輯的，但從實質上看呢？……毫無疑問，命令是應該執行的！但是，如果幹擾整個波段和頻段，那麼，我們怎樣進行測定方位的工作呢？……要知道，實質上，執行第二項任務，妨礙著第一項任務的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