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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兩個兒子，”少校開了門，匆忙走到門外，在走廊里繼續說道：“請明天過來談談……”

　　  過了一會兒我就坐在不知是屬於誰的一間辦公室里了。在這間屋子裡，人們抽過很多煙。我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翻閱著審問記錄，都是過去當過村長、偽警察以及其他德軍走狗們的審問記錄。記錄中的也都是老一套的問題和受審者的幾乎千篇一律的回答。其中多數人是幾星期前才被捕的，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價值，毫無用處。

　　  “講一講，你是何時何地，在什麼情況下向德國人出賣了游擊隊員約瑟夫．特什凱維奇一家人的？”

　　  “除你之外，還有誰參加過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卡沙爾大批屠殺蘇聯戰俘？說出他們的姓名！”

　　  “搜查時，在你家中發現了金製品：戒指、金幣、用過的金牙。你要交待：何時何地，在什麼情況下這些東西落到你的手裡？”

　　  當然，被審問的人都在為了能夠活命而掙扎，他們都不說實話，不承認罪行。他們都採取同一手法，不斷變換花招，在作最後的掙扎。又都是通過證人的證詞，面對面的對質和利用各種文件揭露了他們的罪行的。  

　　  討伐隊隊員、殺人犯、盜匪……這些人怎麼可能同我們正在搜查的敵台和間諜案件有關係呢？何必找這些人呢？我為什麼要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呢？但是，萬一呢？……

　　  這個“萬一呢”在搜查犯人時總是令人鼓舞，給人帶來希望和力量。但是，我開始打盹了，腦子也木了。為了不致睡著，我開始唱歌，我只要唱一、兩段歌就可以清醒了。

　　  老巴甫洛夫斯基的卷宗同別人的卷宗一樣，是灰色紙口袋，裡面有逮捕證、審問記錄以及尚未入檔的專案材料。他是因戰時加入德國國籍而被捕的，罪名是背叛祖國。然而，除了他填寫過一張德國僑民登記表和企圖跟德軍一起逃走這兩件事以外，我始終沒弄明白，他到底犯了什麼罪。沒弄明白這件事的不僅是我。除了記錄，卷宗里還有領導機關寫的這樣一個便條：“扎伊采夫同志：巴的真正賣國活動還沒有被揭露。必須查清並建立檔案。”

　　  但是，人們曾經向他提出過有關他的兩個兒子的問題，老巴甫洛夫斯基回答說：“我的兒子卡季米爾和尼可萊確實在波蘭的建築部門為德國人幹過事，但具體在什麼單位我並不知道。任何有關他們工作的詳情我都不知道。”  

　　  瞧，在建築部門工作。可斯維里德卻說他在警察局裡當官兒。

　　  實際上，我們對偽警察及其他狗腿子並不感興趣。而我念念不忘的正是卡季米爾．巴甫洛夫斯基和另外兩個人，他們在什洛維奇森林附近出現無線電台訊號那天在幹什麼呢？他們怎麼會到那個地方的？而且，為什麼三個人打扮成一個模樣，穿的大概是我軍的制服，這又是為什麼呢？要在森林裡竄來竄去是沒有必要化裝的，這樣做反而更危險。不過，我想，斯維里德可能由於害怕而沒看清他們的相貌和外貌的特徵。

　　  十分鐘後，我坐在局長辦公室“高頻”電話機旁，等待接通電話，我準備同波里亞可夫中校通話。我打這個電話是為了匯報搜查工作進行的情況並暗中希望局裡已經有了破譯的電文，或者有了關於呼號為ＫＡＯ的敵台以及我們正在搜查的那些人的新情況。

　　  人總是希望一切順利，而且這並不是因為他想偷懶。不管工作進行得多麼順利，你永遠不會忘記，你這個小組不是孤軍作戰，你還有友軍在在同你並肩戰鬥，而且不只是反特局的同事們。波里亞可夫這個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他不放過任何可能性，他會在任何地方都努力做好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包括莫斯科在內。

　　  我終於在聽筒里聽見了中校的舌音不清、低沉的聲音，他那副樣子清晰地出現在我的想像之中：他個子不高，前額隆起，一對扇風耳，上衣的野戰肩章發皺了，衣服穿在他身上顯得又肥又大。我還可以想像到他在聽我講話時的姿勢：側身坐在沙發椅上，在一張紙片上記下一些數字和名稱，與此同時，他按照老習慣，總在輕輕地用鼻子吸氣，象小孩子受了委屈時那樣。我開始匯報搜查經過，談到泉水邊上的腳印，敵人如何向塔曼采夫射擊，也提到我同瓦秀可夫和斯維里德的談話。這一切都不是有價值的情報，不管他還是讓我講完，沒打斷我的話，只是偶爾應答和反問幾句話，於是，我明白了，他們局裡也沒有任何新情況。

　　  “在什洛維奇森林附近出現敵台訊號那天，巴甫洛夫斯基和同他在一起的另外兩個人在幹什麼呢……這是個問題……”我沉默下來後，他開口說道，“他怎麼會出現在那裡呢？……噢，是這樣……巴甫洛夫斯基，卡季米爾或卡季梅什．戈奧爾吉耶維奇，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生，明斯克市人（不準確），從證件上看，他可能是白俄羅斯人或波蘭人……是呵，材料不足……我們想查一下所有的偵察材料……現在談談電文吧，巴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將軍剛同莫斯科通過電話。他們還沒破譯出來。我局人員也暫時未能破譯出來。不過，我希望明天或者後天將會得到破譯出來的電文。暫時你們還得把森林搜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