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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沿海的富商大賈、豪門大族也認識到這種對外貿易的豐厚利潤，不少沿海豪民紛紛建造巨型船舶，進行大規模的走私貿易，不少生活困苦的貧民、從衛所逃脫的軍戶，紛紛入海求生，還有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紳，及窮困潦倒的書生也混跡其中。時間一長，幾種勢力聯合起來就形成了較為龐大的武裝走私集團，也就是海商集團。

　　  當然空船跑不來金銀財寶，還得有貨物才行，所以這些海商走私集團，必須以沿海的豪門大姓為依託，幫助他們囤積及銷售貨物。雖然大明律嚴禁民間進行出口貿易，但在利益的驅動下，一切法律都是空文。而且正德年間，法紀鬆弛，海禁形同虛設，成為了這些大海商發展的黃金歲月。

　　  根據五十歲以上的老吏們回憶，那個年代官方貿易的寧波市舶司還在，民間的私下貿易更是紅火的不得了，東南的富家大族紛紛開設工場、茶場、瓷窯，僱傭大量的百姓進行生產，再將囤積起來的貨物倒賣給海商，由海商銷往西洋，大家各司其職，走私貨物得以較順利地運銷，彼此均有利可圖。

　　  在這期間，大量的日本人從戰成一鍋粥的國內逃出來，加入了海外貿易之中，成為十分好用的打手兼打工仔，對東南沿海的威脅並不大，所以整個正德年間，雖然朝廷的海防衛所已經爛透了，卻是出奇平靜的一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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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毀在這個『但是』上，後來發生的『日本使節爭貢事件』，原本只不過是個較嚴重的外交事件，卻被當時的首輔夏言歸咎於市舶司，認為是對外貿易頻繁，外國人進出太多造成的混亂，並輕率地予以關閉。

　　  這種愚蠢之極的做法，結果只是減少了官方的大量關稅收入，卻使私下的走私更加猖獗，海商的實力也變得益發強大起來，完全成為東南最大的一夥政治、經濟集團，也深受東南各界的歡迎。

　　  據時人描繪，在嘉靖二十九年以前，東南的官府明知對方是走私販，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其打點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火銃資賊。』

　　  一位寧波衛的老軍官，曾經向沈默描述過令人瞠目結舌的場景，他說每當有海商船隊靠岸『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與大海商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

　　  但這種繁榮畢竟是無序的，在罷市舶司後，海商的進貨渠道便全由沿海的豪門大族控制，動輒以『官府查禁甚緊』為藉口，大肆囤積居奇，令海商苦不堪言。本來合作無間的兩方摩擦越來越大，當積怨漸深時，海商集團終於用武力報復，殺人放火，將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

　　  地方官員為推倭罪責，便向上司宣稱倭賊入寇。王直、徐海等人嘗到了甜頭，也利用明朝官員士民對倭寇的畏懼心理，動輒以『倭寇』為旗號，殺人越貨，為非作歹……其實內部真正的日本人寥寥無幾，且都是苦力的幹活。

　　  東南的『倭患』越來越厲害，終於驚動了嘉靖皇帝，便命朱紈提督東南，重申禁海。朱紈嚴格執行了皇帝諭令，嚴禁漁民下水，焚毀全部大船。還準備動一動那些通番的大家族。

　　  按照朱提督的意思，凡是供貨運貨出貨的，都算是參與走私，那整個東南就算是一個『通番』的巢穴了。朱提督想動一動這個馬蜂窩，不被蜇死才怪。

　　  朱紈的死，代表著海禁政策的徹底失敗，從此以後朝廷放寬了海禁，但已經無法遏制洶湧而起的『倭患』了，因為走私集團通過武力較量，嘗到了燒殺搶掠的甜頭，也看透了虛弱的嘉靖朝野……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這時這個所謂『倭寇』的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一部分如王直等人，打出『倭寇』的旗號，乃是為了與官府對抗，以保護自己的貿易活動，所以以貿易為主，以搶劫為兼業。

　　  但也有認為『既然明搶就可以得到的東西，幹嘛還要拿錢買？』的，如徐海葉麻等人，徹底轉變成明火執仗的海盜團伙，一時間閩浙沿海地區，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橫遭攻掠的城邑不計其數，被掠財物人民更是難以估量。

　　  這就是東南倭患的起因以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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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想，沈默一邊在紙上寫下『大戶』、『海商』和『官府』六個字，官府當然指得是東南官府。

　　  在這三者之下，他又寫下了『走私』二字。在沈默看來，這三者本來具有共同的利益……他們都希望有穩定而高效的走私，這樣江南的絲綢棉布、茶葉、瓷器，才可以換成源源不絕的銀錢，大戶、海商和官員們才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甚至老百姓也可以得到遠高於其它省份的生活水準……共同的利益帶來牢固的聯盟，必然給予任何破壞者以最猛烈的打擊。朱紈之死便可看成是三者聯手，對北方朝廷加強海禁的一次阻擊。

　　  沈默又在紙上寫下『倭寇』兩個字，當海商轉變為倭寇之後，情況便大大起了變化，他們對沿海省份展開掠奪，東南官員也因此承擔了極大的罪責，罷官殺頭流放殉職者不計其數。

　　  同時大戶們的利益，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強盜化的海商面前，他們已經無法再保持公平交易，必須要花費原先好幾倍的成本，甚至連生命財產安全都受到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