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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設計了一個現代化的馬棚，養著騏驥院送來的最頂級的名馬，還有一個箭館，一個武備庫，一個遊戲樓，供趙煦在這裡放鬆心情。
主體工程搞下來，一共花費了不到三百萬貫，主要是高滔滔本著「節用」的原則，將宮室原有的木料，地面的地磚，都儘量重新予以了應用。
剩下七百萬貫，都是內裝陳設和園林花木的花費。
但是其實總體成本並沒有這麼多，因為宮裡這次改建，拆得了大量的名木如紫檀、金絲楠。
樑柱屋廩被節省出來，送到將作監妥為保存，再給內宮做幾十年家具都夠用。
不過這些蘇油都沒有再過問，如今朝堂上已經進入了改良新法的白熱化階段，各方勢力正在拼刺刀。
司馬光從乞雨回來就生了大病，在家中不能上朝，蘇油帶著蘇軾蘇轍去看望他的時候，司馬光躺在床上，拉著蘇油的手說道：「明潤！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司馬光所謂的四患，就是青苗、免役、將官、冗軍。
蘇油也不知道從何勸起，看到司馬光那樣也不好多提。
司馬光所謂四患，其中青苗是王安石首倡，相當於新法的標誌。章惇等人雖然同意改良，但是還想保住這個名目。
而免役法、將官法，總體來說利大於弊，不光是改革派，甚至改良派和保守派中不少人，都認為應當保留。
因此司馬光想要完成自己的理想，阻力非常巨大。
這場大病，也不能不說和這些沒有關係。
二月，乙丑，命蔡確提舉修《神宗實錄》，以鄧溫伯、陸佃並為修撰官，林希、曾肇並為檢討官。
這是程序正確，不過蔡確不敢回京，在半路磨磨蹭蹭寫辭呈。
司馬光在病中移書三省：「今法度宜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光見欲具疏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協力贊成。」
又手書與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唯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晦叔矣。」
事已至此，也就不由得群臣顧及司馬光的身體了，紛紛前往探望，力圖說服他不要這麼做。
中書舍人范百祿首先到訪：「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當時知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的時候，老百姓都感欣幸。」
「之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免役法才產生了弊端。如今其實只要逐漸減免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就可以了。」
司馬光不聽，上奏免役法的危害。
「免役之法有五害：
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其害一也。
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其害二也。
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挈家亡去，其害三也。
農民所有，不過谷帛與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僱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
提舉常平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希求進用，其害五也。」
應該說，司馬光列舉的這五條，的確是免役法的弊端，但是並非不能改良。
而司馬光的主張是「罷廢」，恢復以前的差役法：「為今之計，莫若降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定差。」
「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有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
今衙前陪備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慮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
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指揮降諸路轉運使下諸州縣，限五日內縣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司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
高滔滔詔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蘇油和章惇也不再顧忌司馬光的顏面，開始狙擊，大家在都堂吵成一鍋粥。
辛未，以侍御史劉摯為御史中丞。
癸酉，以監察御史王岩叟為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於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
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於此。」
然後總結了真宗和仁宗重視台諫，因而朝中綱紀整肅，忠良得用。
因此真宗朝雖然有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
仁宗朝的執政大臣「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
之後說到神宗驅逐台諫，「由是風俗大敗」。
最後總結：「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台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應該說蘇轍這篇奏章是他上任右司諫的「工作指南」，水平比一般台諫官高明就高明在——「言有不當，隨事行遣」。
不再以風聞為理由免責，表示諫議官也應該承擔政治後果，在蘇油看來是一種進步。
但是高滔滔為了「虛懷納諫」的政治名聲，對蘇轍的文章予以了讚賞，依舊留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