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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這條,需要勞動者的勞動熟練程度,勞動技巧的提升,需要工具的改進,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知識的傳播。
王安石也吸收了蘇油和張方平的一些觀點,認為生產不光光限制在農業,而應當包括工業和商業。
「四民之業即其田」,這個觀念,在這本書里也提了出來。
書中除了對土地租佃、流轉、兼併做了深刻論述和反思,同樣對貨幣、商品交換、價格、勞力、薪水、資本、利潤、專利,也做了非常詳盡的闡述。
而對於貨幣、銀行、金融等方面,則基本援引了蘇油和張方平的論述。
書中對很多新興的經濟現象和經濟產物,進行了詳細說明,包括了國家大型企業如鋼鐵廠,造船廠的運轉模式;大型私人資本企業如毛紡廠、皮革廠、機械廠的運轉模式;新興金融手段如定活期存款,匯票,保險業務等的研究分析;甚至連海外殖民地、捕鯨業、新型牧場、家庭式新式立體農業,都做了論述。
最後得到的觀點,就是大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提高了大宋每一個人的人均「社會生產效率」。
生產的另一面是消費,作為兩任宰執,王安石對國家收入的來源與分配也做了詳盡描述,尤其詳細地描述了自元豐以來,國家的開源節流的具體措施。
但是書中還是保持了儒家的保守,對蘇油讓宗室自立,成為「民力」的組成部分,表示了贊同,但是同時又提出了「與民爭利」的問題。
而且王安石悲觀地認為,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掠奪。
他認為自己早期新法的失敗之處,其癥結就在「取民利與國」。
而現在大宋的經濟走勢,讓他又產生了大宋正一步步走向「取民利與權貴」的擔憂。
第一千四百九十八章 新宮
書只寫到了這裡,當時蘇油還沒有向高滔滔建議分割四通,「以宗室入四民」;章惇還沒有提出「稅制倒掛」,「量產為稅」。
王安石自己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只希望從統治階級的「仁善」「愛人」等道德要求來解決。
章惇在領悟到蘇油的對遼經濟手段之後,回去重讀此書,越讀越是心驚,也讀出了很多困惑,因此經常與蘇油進行探討。
其中章惇最反對的就是安石相公關於國家支出這部分的描述,認為安石相公忽略了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國家安全。
而章惇心目中的國家安全,可不光光是保衛國土不被侵犯,還包括了定期打擊周邊勢力組建的軍事力量,甚至將此過程中造成的軍力損失都算到了國家成本支出上頭去。
這娃就是骨子裡邊的鷹派,這才多收了三五斗,就已經開始萌發後世帝國主義思想和霸權主義的思想雛形,認為大宋周邊的勢力,凡是不當舔狗者,就該統統殺光。
這又有些過分了。
於是蘇油一路又跟他掰扯這個運維成本的問題。
國際外交的手段有很多,並非只有軍事一途,軍事其實是相當耗成本的一門生意,而且隱患很大,處理不當,那就相當於給子孫埋雷。
比如大宋周邊地區,好多地方即便拿下來又怎樣?
千年之後都還得扶貧,何況現在?
而且一個四境不寧的國家,想要安心發展是不大可能的,所以這裡涉及到一個關於「度」的控制問題。
總之就是既不能如司馬鴿派那般,恨不得將國防經費從國家預算中全部抹去,寄希望與別人不打自己;
也不能如秦國西夏那般,走古典軍國主義的路子,五百萬人口養百萬之軍,除了對外掠奪征戰,別無它途。
國人有一種思想,就是成王敗寇,將成功者過度地拔高,失敗者過度的貶低。
很多人還不理解暴秦之「暴」何來,其實一眼就能明白。
秦取百越,「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
贅婿在秦代的概念與後世不同,其實就是世襲奴隸。
《雲夢秦簡釋文一·為吏之道》:「自今以來,遐門逆呂,贅婿後父,勿令為戶。勿鼠田宇。三世之後,欲士士之,乃署某籍曰故某慮贅婿某,更之乃孫。」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隸臣」,「隸妾」,「奴產子」之類的奴隸。
還有大量觸犯法令由平民轉化而成的「城旦」,「刑徒」。
光驪山刑徒就高達七十萬,還不包括送往北疆南疆,詔旨永遠不得返回的那些,這絕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應該有的現象。
當這些力量匯聚成一個「反政府」的階級,問題就大了,麻煩就來了。
秦朝,奠定華夏一族大一統的基本格局,開拓出後世華夏一族的基本版圖和地理生存空間,拱華夏一族消化到大宋今日都還有餘,僅僅這一點,就已經可以稱之為偉大。
但是卻沒有必要無限拔高,甚至塗脂抹粉企圖篡改歷史真相。
其實就一個「書同文,車同軌」,也不是始皇所創。
《周禮·考工記》裡邊的規定得非常詳細,有如「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又有如「瓬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瓬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