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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綱糧,從一年輸送三百萬石到最高一年輸送一千兩百萬石,國家每年盈餘從七百萬貫增加到兩千萬貫,國庫總余長期保持在六千萬貫之上。
這還不算重新充實的封樁庫,新添的元豐庫!
新軍從最初三百人擴大到如今十萬人,冗兵從舉國八十萬人減少到了五十萬人,廂軍完全裁撤,水師從內河弱旅變成了擁有南洋、北洋兩支艦隊,戰馬從四萬匹增加到了三十萬匹。
官員的俸祿得以增加,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人口從一億增加到一億五千萬,而其中五等戶以下比例從四成減少到了三成。
大宋毫無疑問,已經被先帝打造成了一個盛世,哪怕面對文景、貞觀、開元,也毫無愧色的盛世!
這就是十五年來變法的巨大成果!
在這樣的成就之下,太皇太后和陛下秉承先帝遺志,決意將改革的步伐,從蜀中、汴京、兩浙、南海、寧夏、河西,繼續推進到京東京西、河東河北、江南淮南、兩廣福建,臣是大力擁護的。
同時大宋應該調整國策,反哺曾經為國家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善良百姓,解除變法初期為全面戰爭所作的過度準備,將國家政策從集資備戰,調整到寬養民力上來。
然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故保甲可廢,州郡治安之力不可廢;
青苗可廢,貧苦扶持之策不可廢;
義倉可廢,糧秣充積之計不可廢;
保馬可廢,軍馬保育之政不可廢;
免役可廢,水利交通之營不可廢;
市易可廢,國用賦稅之徵不可廢;
義勇可廢,強軍振旅之基不可廢;
方田可廢,抑止兼併之行不可廢!
改良新法,不是逸官馳政;
進賢退惡,不是排除異己;
刷新朝政,不在大言無實;
保國安民,不在短視一時!
蘇油見到這篇奏章,不由得擊節叫好,好一個章子厚,這才是大宋真宰相該有的水平!
這篇奏章,立即將改革派劃分出了兩個陣營,將實心為了國家強盛選擇改革的那幫人,與藉由贊助新法,希圖幸進的那幫人,完全區分開來。
改革派相比保守派,吃虧就吃虧在文章不行,王安石呂惠卿一去,在這上頭除了蔡卞這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傢伙,剩下的基本全是弱雞。
章惇這道奏章一上,改革派中比較實心任事的那一幫子,老臣如韓縝、沈括、曾布、新進如蔡卞,尤其是兩個手握大軍功的將領——王韶和種諤,都或明或暗地站到了章惇的一邊。
而呂惠卿、鄧綰、蔡確、邢恕、李定、蘇亶等,被大家區分了出來。
其中呂惠卿本來能力相當不錯,但是因為詆毀王安石,欺師滅祖這黑鍋沒法洗。
而邢恕則完全是因為投靠蔡確站錯了隊,本來是保守派那邊的人,卻也被劃到了背鍋俠的陣營。
蘇油也暗自出力不少,不說別的,就章惇那邊一大幫子,七個裡頭除了韓縝,個個都跟他交情深厚。
改革派之前一盤散沙,完全是樹倒猢猻散的態勢,經此一整合後,朝局頓時翻然一變。
這些人的力量加在了一起,讓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重視起來。
章惇的論調,百分之八十都和蘇油一貫的言行相契合,將蘇油在熙寧元豐年間的成果當做改革派的成果列舉出來,蘇油沒有提出一丁點的異議。
蔡京就曾經譏笑章子厚的臉皮名副其實,被蘇油嚴厲制止,並且明確聲明那些成果本來就是在王相公和先帝的領導下取得的。
這話真是一點毛病都沒有,因為蘇油一向乾的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
但是只要那顆羊頭還在那裡掛著,哪怕它已經臭了,「奉行新法,人性改良」八個字,依舊是得到王安石和趙頊認可的,依舊是在他們的領導關懷下進行的。
因為王安石是蘇油施展這些措施時的宰執,趙頊是皇帝,是頂頭上司,老二和老大。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政治。
而遠在金陵的王安石,在看到這篇奏章之後,更是老懷大慰。
章惇閃亮耀眼的果斷登場,立刻重新整合了眼看就要覆沒的改革派勢力,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客觀合理評價了趙頊和安石相公的變法成就,至少定義在了七三開,讓王安石也不禁感嘆——僥天之幸,吾輩尚存。
這個定性一旦形成,那今後大宋改革的成就越大,作為開創者和奠基人,王安石留在歷史上的形象,就會更加的光輝與崇高。
於是王安石給章惇去了一封長信,好好勉勵了老章一番,並且送去了自己潛心多年研究的心得——《經濟論》。
而對於高滔滔來說,平衡朝政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改革派宣稱的「改道」之說,確實讓她異常惱怒。
然後章惇將自己從裡邊摘了出來,用一封精闢的奏章表示——堅決擁護太皇太后。
這封奏章給了高滔滔最大的理論武器。
新法的踐行者都說,太皇太后沒有改道,只是改良新法的不當之處,這本就是先帝遺意,是和先帝一條心,是沿著先帝的既定方針路線繼續正確前進不動搖,讓高滔滔受到的阻力一下子去掉了一大半!
高滔滔也是水準之上的政治家,立刻敏銳地察覺到了平衡朝局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