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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出兵的地方其實很多，川峽、荊湖、廣南東西、淮南東西，其實都可以列為招兵之地。
且兵並不需要本地招納，本地操訓，本地駐守。這些兵，一樣可以部署於邊防。
詔從之。
戶部上書：「元佑元年二月五日敕：『官員差出所帶人吏，如合支馹券，從本部契勘職名，依令內則例，不許陳乞別等則例，如違許劾奏。』
自降朝旨，差官出外所帶人吏，多乞優厚券俸，申請特旨。近降朝旨遂成空文。」
「欲今後人吏、公人差出，雖有特旨不依常制，或特依已降指揮，別支破驛券之人，並從本部只依本職名則例支給。」
又是新矛盾新問題。
京官出差，尤其是奉皇帝差遣出巡地方的中官們，經常將差遣視作發財的手段，攪動地方。
趙頊在元祐改制之後，要求官員出差採用「預支」制度，先行給付「馹券」，即驛站消費券，用於支付沿途驛站食宿的花用，地方不再供給。
但是很快官員們又想出新花招，每次出發前找尋名目，請求「別支」。
因為官員們是要帶手下的，將手下設置得多一些，這樣就能夠從這些人的「別支」裡邊獲取利潤。
這道肥菜，歷任戶部尚書包括蔡京在內，都不敢動，直到來了個孤臣——蘇元貞。
新任戶部尚書蘇元貞要求，朝官出差帶隨員可以，但是必須申報。
戶部要審查這些隨員的職務、級別，是否符合這次差遣所需要求，審查通過之後，方才能支給。
詔從之。
緊跟著，刑部侍郎畢仲游上書：「官員舉借錢物，於任所交還。州官於諸縣鎮寨，或諸縣鎮寨官於本州者，皆為任所。
計本過五十貫者，徒二年。重疊及於數人處舉借，並通計。
錢物主並保引人，如過數借者，各杖一百，數外錢物沒官。
若償外錢物不及五十貫之數事發者，減本罪二等；不及三十貫者，又減二等；全償訖者，又減三等。
以上償錢應減罪者，數外錢物數，仍免沒官。
其所償錢物內，有系任所受乞借貸之類者，各不減。」
從之。
這是要打擊地方官員與當地豪強們以借貸之名，行納賄受賄之實。
官員舉借「官物」，就是從國庫中借出的錢財，拿去放貸、做生意。
刑部要求必須於任所內交還，到期還未還上的，不光官做不成，還要追究刑事責任。
還對「任所」也加以了明確定義，就是最大不能出州。
除此以外，還要追究錢物持有人、保管人、保引人，其實也就是地方豪強們的責任，如果此類借貸產生了非法所得，所得沒官。
同時還明確了責任人。在州郡之內，如果官員是受人所託借貸國庫，那官員一樣是主要責任人，而不在減罪之列。
但是也開了一個口子和分出檔次，就是將欠債分成了五十貫以上、五十到三十貫和三十貫以下，五十貫以下又能及時還清的，概不追究。
蘇油收到詔書後有些哭笑不得，這情形，與另一個時空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亂象，如各單位利用名目私開小金庫，然後以「借用」的名義供官員們揮霍，幾乎如出一轍。
這事情在清代康熙末年也曾經鬧得大發，不過宋代和清代的最大不同，就是元豐改制以後，官員們的俸祿優厚。
因此打擊官員向國庫伸手，名正言順，不存在「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問題。
不過蘇油是「好上司」，將詔書行下之後，依舊附加了一個四路都轉運司的「附加諭令」，許各地有欠國庫錢糧的官員上章自辯，說明情況。
如果的確是官員家中經濟困難，或者說是為了役務臨時周轉一類，四路都轉運司會酌情予以考慮。
總之，還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庚戌，戶部上奏：「勘會無為軍崑山白礬元條，禁止官自出賣，昨權許通商，每百斤收稅五十文。
准元佑敕，晉礬給引，指住賣處納稅，沿路稅務止得驗引批到發月日，更不收稅。
今無為軍崑山礬，欲依晉礬通商條例。」
晉礬，就是太原礬。蘇油給晉礬解綁，除了行坐兩稅，其餘概不徵收，一下就調動起了礬務工人與商賈們的積極性，沈括在太原賣礬賣到飛起。
蘇元貞於是上奏崑山礬務也依從太原之例，以刺激和擴大生產。
詔依戶部所申。
以上這些，如刑罰過重、兵源不繼、官員新形式的貪腐、優良稅制尚未普及等諸多問題，都是元祐刷新以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及亟待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所幸的是如今的朝中官員們，都能夠及時地看清問題，並提出有效解決方案，進行調整，有力防範。
雖然蘇油不在朝中，但是如蘇元貞、畢仲游等後進的官員，依然敏銳地把握住了問題關鍵，並提出相應的應對措施。
可以說，蘇油運營幾十年所希望見到的局面，希望見到的人才，已經開始嶄露頭角，漸漸走上歷史的舞台。
壬子，太皇太后宣諭三省曰：「大寧郡王已下漸長，欲令就學，可擇教導官二人。」
雖然是盲人，但是學習一樣不能放鬆，不過趙煦偏心弟弟，教導官任命了陳昭明、蘇容夫妻，說白了，就是將趙佖送去皇家理工學院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