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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丞、同知禮院楊傑就曾經上書：「十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本聲為君父，應聲為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
「自景佑中李照議樂以來，鐘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八音何從而諧也？」
「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聿中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考古制，依巢笙、和笙例，用編鐘、編磬、簫，以諧八音。」
第一千零七十六章 音樂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樂律與時序，度量衡，天文，朝制，禮儀皆有極大的關係。
一句話，這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音樂問題，還是華夏民族一直用來指導民族進步的哲學理論。
音樂和哲學，看起來似乎並不屬於一個範疇。
音樂遨遊在情緒的天空，被用來描述最深刻、最細膩、最廣泛的人類情感世界。
哲學則行走在理性的石階上，以縝密的思考，嚴格的邏輯，揭示人類與自然界本質上的規律。
但是兩者也有共通之處——同屬於人類最高級的思維活動，都超越了語言的羈絆，沒有國界的限囿，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
而華夏民族，可以說是最早將它們聯繫起來的民族，很早就賦予了音樂以「宇宙信息」的屬性。
所謂「奏律歌呂，合陰陽之聲。」「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
夏祭之後，百官們又開始了繼續關於禮樂的撕逼，定音，就成了重要的一個爭論點。
禮樂禮樂，樂和禮是配套相成的，大宋之立國以來，先後三次定樂，然皆不盡如人意。
其中一項就是標準音高的問題。
太常寺收藏的大樂鐘磬一共有三種：王朴製作的樂器，李照製作的樂器，胡瑗、阮逸製作的樂器。
其中王朴之樂，其聲太高，太祖皇帝曾經明確表示不滿意。
這個問題很嚴重，因為還是有神秘學因素和情緒體驗在裡邊——「音高則悲，亡國之音也。」
於是仁宗景佑中，又命李照定樂，參照律法以取黃鐘之聲。
但是這又不符合大宋人的當下習慣，似乎過於低沉，所謂「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
到皇佑年間，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聲音略低，而聲律分布相接近。但是鑄成的大鐘，音色又出了問題，聲音弇郁，所以還是不能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舊樂。
但是太常寺樂工在使用王朴舊樂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問題，「若用王朴樂，鐘磬即清聲難依，如改制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
搞了一百年，朝儀禮祭的音樂始終沒搞好。
致仕趙抃也是大音樂家，上書朝廷，陛下此事非我朝樂律大家蘇油蘇魚公不可決。
於是在朝會之上，趙頊將這項光榮而重大的任務交給了蘇油。
蘇油當時都傻了，我啥時候成了我朝樂律大家了？！我手上事情多得一逼，趙公這是要整死我嗎？
趙頊呵呵笑，明潤你就別謙虛了，當年你可是憑樂律之學，從趙公手裡贏取了大白龜的，此事趙公早就給你記在小本本，啊不，筆記里了。
十二歲發明十二平均律，這麼巧，你敢說不是天意？
看到群臣投過來的充滿對神秘事物的景仰目光，蘇油都無語了，這……這也太牽強了吧？！
沒辦法了，蘇油只好接下了這個差事。
這差事不簡單。
大樂之作，包括了琴、瑟、塤、篪、笛、委、簫、笙、阮箏、築，鎛鍾、特磬、編鐘、編磬。
其中鎛鍾、特磬、編鐘、編磬使用最多，所謂「於眾樂中聲最煩數。」
而宋朝郊廟之樂，則先奏文舞，次奏武舞。
而文舞容節，殊無法度，難稱盛德。
而武舞容節，則記錄著大宋的建國曆程，包括淮揚底定，荊湖來歸，邛蜀納款，兵還振旅等內容。
每一首都有歌詞，出自神童出身的大文學家楊億之手，稱為《太常樂章三十首》，是太常寺大禮儀的保留曲目。
但是武舞也是亂七八糟，起碼出場方向的和當時宋軍進軍的方向都不對。
因此不光音樂有問題，連舞蹈也要跟著改。
好在蘇油也不是完全的門外漢了，手底下同樣有一大幫音樂人才。
其實十二平均律出來之後，整個禮樂定製，對於蘇油來說就只有一個問題——定黃鐘。
只要確定了黃鐘音高，其餘所有的音高都能通過數學運算計算出來。
而黃鐘，是華夏最重要的基準音。
《呂氏春秋》把這一發明歸於黃帝時期的樂工伶倫。
這是一個神奇的音律，《後漢書·律曆志》：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引《續漢書》：「候氣之法，為土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於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痹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
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蓋音聲之道與天地之氣通，故取律以候氣。」
黃鐘這根律管，在冬至日這一天，會「灰飛而管通」。
冬至，是太陽直射南回歸線，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長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