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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藻，廣西人，是故相滿人鄂爾泰的門生，累官內閣學士，時為湖南學政，所著《堅磨生詩鈔》，被乾隆細加撏撦，從書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認為皆含譏刺怨悵，對國號、對時政，都肆為誹謗，連他所出的考題《乾三爻不象龍說》也解釋為是對"乾隆"諧音廋義式的低毀（等於說弘曆是"望之不似人君"了！），而鄂爾泰之侄鄂昌，身為"滿洲世仆"，曾官居廣西巡撫，不但對廣西人胡中藻的"悖逆"不加糾舉，反而"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是為罪不容誅。結果胡中藻以"違天叛道，覆載不容"被殺，鄂昌以"負恩黨逆"勒令自裁（當時的說法，是"賜自盡"）。在此案內被掛累的還有宗室詩人塞爾赫的《曉亭詩鈔》。因此傳諭八旗："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矆；倘有託名讀書，無知妄作，侈口吟詠，自蹈囂陵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及胡、鄂一案既結，又下了一道命令，說道：
滿洲本性樸實，不務虛名；即欲通曉漢文，不過於學習清語技藝之暇，略為留心而已。近日滿洲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殊屬惡習！……（鄂昌）又以史貽直系伊伯父鄂爾泰同年舉人，因效漢人之習，呼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於人數乎！？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治。嗣後八旗滿洲須以清語騎射為務，……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著通行曉諭部院八旗知之。
從此，八旗滿洲連作詩學文也要犯罪，和漢人文字往來、朋友交契、論弟稱兄，都是"國法"所不容了！
請看，封建統治者就是這樣地摧殘文學活動、挑撥離間滿、漢人之間的關係。例如滿洲人舒坤在批註《隨園詩話》時就說過："時帆詩才，為近來旗人中第一。嘗以京察引見，高宗（乾隆）惡其沾染漢人習氣，不記名。"時帆，即內務府包衣旗人蒙古法式善，是旗人中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其實，要講"沾染漢人習氣"，那乾隆本人應該是毫無愧色地身居天下第一，他無時無地不在題詩作字，筆墨遍處濡染，古人字畫捲軸上，名園湖石山坳里，都有他的"疥壁"的御筆宸翰。這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了。
上述的這類事實，過去的歷史家能夠注意的，大都也只作為片面強調清代滿、漢民族矛盾、旗人壓制漢人的跡象和事例來看待，而往往忽視了這些跡象的內在真實意義，不能從八旗滿洲集團內部分化以及滿漢匯流的更重要的一方面來理解歷史，因而也就難以解釋在乾隆死後的十多年上、嘉慶正在申禁宗室、覺羅人等與漢人結婚的時候，就發生了"林清犯闕"的大事變（註：在前此（嘉慶八年）已有"孤身男子"御廚子滿洲人陳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駕"的"異事"發生了。陳德即八卦教徒。）--畿南的八卦教首領林清，聯合了滑縣的教首李文成，獲得了漢軍旗人曹綸、曹福昌父子的策應，並有宮內太監劉得才、劉金、張太、閻進喜等多人和御書房的蘇拉（白身閒散滿洲人供役者）作為內應，僅數十人就打入皇城，直指大內。這事件，雖然計劃欠周，行動過於草率，也竟使皇室王公近侍等竭二日一夜之力，才搜捕"平定"，統治寶座幾乎一旦傾覆，震動遠近；以致嘉慶（起初都不敢再回到北京來了）下"罪己詔"，不得不承認說出"寇賊叛逆，何代無之；今事起倉卒，擾及宮禁，傳之道路，駭人聽聞！非朕之涼德，何以致此？"的實話。--這絕不是突然而起、偶然而生的事故。這是統治集團嚴重分化最有力的說明。
介紹曹雪芹而講到這些事情，是不是有些"離題太遠"了呢？這則牽涉到對"遠""近"怎樣看法的問題。清人陳其元在《庸閒齋筆記》（卷八）說過這樣一段話：
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hào）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gǔ）人女，明艷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緜惙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遂死，杭人傳以為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註："練亭之子"說蓋為袁枚《隨園詩話》所誤。"楝"誤作"練"，亦由袁枚始。按"楝亭"為雪芹祖父曹寅別署。）。練亭在官有賢聲；……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為撰是書之果報焉。（註：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也說："乾隆八旬盛典後，京板《紅樓夢》流行江浙，每部數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兩。其書較《金瓶梅》愈奇愈熱，巧於不露，士夫愛玩鼓掌，傳入閨閣毫無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漢軍舉人也。……然入陰界者，每傳地獄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與佛經之升天堂，正作反對。嘉慶癸酉，以林清逆案，牽都司曹某，凌遲覆族，乃漢軍雪芹家也。余始驚其叛逆隱情，乃天報以陰律耳！傷風教者，罪安逃哉！"陳六舟《談異錄》亦載："（雪芹）子孫陷入王倫逆案，伏法，無後。"）。
這就是把林清事變和曹雪芹聯繫在一起的文獻。這所說的曹勛，即是曹綸。曾有歷史家考證曹綸隸屬漢軍正黃旗，其伯祖名瑛，歷官工部侍郎，世人殆因"曹寅""曹瑛"音近，致相訛混，實際和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並無關係。從純考據和簡單的是非正誤的角度來說，歷史家的分辨自然是對的；但是若從研究當時社會心理和八旗集團內部漢族旗人的思想分化情況來看，則筆記家所記下的人們把天理教反清和曹雪芹作《紅樓夢》這兩件事聯在一起的現象，仍然是有其社會意義而值得注意的（註：不妨參看這一事例：鎮壓天理教的那彥成，碰巧正是最恨《紅樓夢》的人。）。我們只要看一下，曹綸、曹福昌父子事發後，前後該管的都統、副都統祿康、裕瑞（即《棗窗閒筆》的著者，此書曾論及《紅樓夢》與曹雪芹之為人）等，皆革去宗室頂戴，即日發往東北，永不敘用，福慶、德麟、拴住等皆或革職、或罰俸，其餘參領、副參領等亦皆拿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隸屯居漢軍旗人聽州縣管轄，同民人編入保甲"--這就是乾脆劃出旗外，不再當自己的爪牙看待了。同時，豫親王裕豐，因其屬下桑堡村居住的"包衣閒散陳爽（他是此案內一重要人物）等黨惡多人，率先肆逆，於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內滋事"，裕豐因此罰俸十年，並通諭"各王及貝勒、貝子、公等，嗣後各將所屬包衣佐領人等留心稽查，……斷不可姑容隱匿！"（裕豐後來又因其包衣祝海慶與教犯祝現為同族，隱匿不報，革去王爵，令在"府外閒房居住，不准出門"。裕豐就是曾作《棗窗閒筆》傳寫雪芹的裕瑞之兄，是多鐸的六世孫）。所有這些事實，都有力地說明，當時一部分八旗包衣，漢軍兵丁，宮內太監，蘇拉人等，這些統治集團下層人員或奴僕階層（教首林清就是家僮出身），都和人民一起，參加了秘密起義組織，用行動來推翻清室的統治（註：至於統治集團上層人物，也不無分化之例，如上述的豫親王裕豐，即是顯例；還有《嘯亭雜錄》詳記"犯闕"經過中，曾一再提到某些宗室對搜捕"教匪"所表現的令著者昭槤十分驚異的奇怪或冷漠態度，至言宗室原任大學士祿康為"其心實叵測"。稍後又有覺羅常鼐，與滿人尼莽阿，歸附邪教一案。）。誠如嘉慶的罪己詔所說："變起一時，禍積有日"，上述的這些和人民較為接近的下層旗人，對黑暗統治壓迫的不滿和怨憤，竟至使他們終於決心參加起義反抗，這在封建時代是多麼嚴重的事態，足見這些人的思想分化是多麼積久而日趨激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