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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傳記] 《曹雪芹小傳》作者：周汝昌【完結】
總序
承華藝出版社的盛意，將這六部拙著重加印製流布，並錫以嘉名，命之曰《周汝昌紅學精品集》，既感且愧。因為拙著皆難躋"暢銷"之榮列，六部書中絕大多數是"只印一次"的，而且幾乎都有十分曲折離奇的經過（一言難盡）。如果華藝是為了賺"大錢"，決不會看中了我這些書稿--我之既感且愧，首在於此。
這六部書，雖非我研紅50年的全部述作，但也確實具有其代表性與創始性（originality）的意義，因此不妨乘此機緣略為申說。《紅樓夢新證》初版於1953年9月，當年三個月內連續再版、三版（校訂、增補），為彼時海外人士詫為異事，評價也高〔注一〕。但當時的認識，總超不出"資料豐富"這種表面現象，這原不足異。在我個人自忖，則此書的真正精神意度，並不在此。只看引用書目多達700餘種，"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買櫝還珠"之嘆了——此書的首創性與價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學"；二是將"曹學"與"紅學"緊密綰合，體現出一個根本認知："曹學"方是"紅學"的根本基礎；三是從文、史、哲三大方面來綜合闡釋《紅樓夢》的高層次文化意義（同時也對比了高鶚偽續後40回的思想內涵與精神世界的迥異於雪芹原著）。
《曹雪芹小傳》出版於1980年，原是《曹雪芹》（1964，作家出版社）的修訂擴充之本。雪芹的家世，已由《新證》考訂粗備，而生平則史料奇缺，本是無法成"傳"的，但為了填補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知其不可為而強為"，勉力以赴，鉤勒出一個"聊勝於無"的輪廓來。書出後頗獲專家學者的獎許與鼓舞，於是方悟此一主題雖然探討起來困難萬分，卻是值得繼續努力的一項"扛鼎"之重任與勝業。
上文已述，《新證》雖然"曹學"成份很重，實質是文、史、哲綜合型論著。因此可以說"曹學"的正式成型，應以《小傳》為其代表。 《紅樓夢真貌》實質是"版本學"與"脂學"綰合同步的創例論述（這兩門紅學專科分支，在《新證》中也曾初步研論，但不及深入詳究）。此書揭示的是眾多古鈔本中異文的繁多、複雜之驚人與難以審辨，我與亡兄祜昌對此所下的苦功夫最為浩大，此書乃一提要"結晶"，用科學的大量表格與數據顯示了雪芹原筆與後人（多層次）妄改的實況--例如有人迷信《庚辰本》，說它"最好"，其實從《真貌》中一看即知並非如此，它已有改得很壞的文句了。
同時探究了脂硯這位批書人與作者雪芹的特殊親密深厚的異樣關係。 《紅樓訪真》是考索雪芹筆下的"西府""東府"的歷史地點的奧秘問題。我的觀點一向堅持認為雪芹的文學手法是以寫實為基本的，其地點、人物，皆有"原型"。本書人多個層次證明了"榮國府"實址，由民間父老口傳以至學者的詩文記載，加上我自已的研求，得出一個結論：此府原系康熙內定嗣位人皇十四子胤禎的廢府所在，胤禎是被雍正（即胤禛）軟禁而篡奪皇位的受害者〔"東府原是胤■（敦郡王）廢府，胤■是被雍正第一個懲治的政敵〕。這一份專題研究，不但可以引人"入勝"，而且揭示出這所關於曹家上世政治命運者至為重大。
《紅樓夢與中華文化》，是在美國講學客居時的研究成果（1986-1987），北京、台北分出兩本。此為首次將《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兩結合的特例，前所未有。這並不是說此書即能包括偌大輝煌內涵，而是要點醒這一重大文化關係與芹書的文化地位與價值。僅此一點，其歷史意義也就很重要了。
書分三編，上編專研"自傳說"。中編講"痴"的歷史命題與涵義。下編提出芹書的獨特敘事美學--大對稱對比的結構法則。全部是具有獨創性的研論，甚異於一般常談套語。
上編從巴金、魯迅的紅學觀講起，追溯了"自敘傳"文學在中華文化上的源流，指出清人早已揭示《石頭記》是雪芹"自況"，胡適只是"復活"了這一識見，而非創始。同時也引及了海外著名學者、小說專家夏志清、浦安迪（Andrew·H·Plaks）、高友工、劉紹銘諸位教授的論述意見，以為參證。"自傳說"是"紅學史"上的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受到批判最為激烈，本書的研討，可供學人深思反省〔注二〕。
《紅樓夢的真故事》不待多講，它是我的"探佚學"的一個藝術形式的表現，體例新穎，目的是想窺視雪芹原著（被高鶚等人篡改以前）的小說重要思想內容與情節的發展變化。因為要想真正深刻理解雪芹的頭腦與心靈，除此以外，尚無良法，是以應當不拘一格，設法尋究。我們雖難作到好處，但事情總要有個認真求真的開端，方可逐步接近較為完善的境地。
這六部書，已然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紅學"努力是"分科"而又"綜綰"的。這六大方面，也許就都是"紅學"的要害與精髓，其它分支衍生之學，應居次要地位。我們總還應該在這些方面，有更多學人給以關注。
粗略而敘，已然可知：這門學問並非"文藝""小說寫作"的層次範圍之事，而是屬於中華文化大課題的一個項目了。對此，個人的學識才力，差距太大，萬難勝任。50年所作，雖說"尚稱勤奮"，而成績實在微薄。回顧一下，慚愧得很。
華藝出版社的諸位，包括金麗紅女士、鄭治清先生，對於重新出版這六部書，熱切逾常，多方敦促，這使我更是既慚且感。六部書最早的創始於1947年，當時還是在校學生，本科西語系，忽然旁務"紅學"，確是不自量力。以後愈深入下去，愈覺自身學力識力之不足，加上各種工作條件也不理想，以致50年間，所獲不過如此而已。即此可知，慚愧之言，不同於泛常的謙辭套語〔注三〕。我以為，"紅學"既非一般文藝學而是中華大文化學，在她的面前，敢於染指涉足的，自然都會各顯其"能"--同時也會各出其"丑"。"紅學界"目下的千姿百態，恰好說明了這一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