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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三年"，時間上是否這樣整齊，那當然可以容有懷疑的餘地；如果這只是表示曾經這樣度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意思，那也就罷了。重要的是，傳說者還把《紅樓夢》的創作和這段時期的被圈禁聯繫在一起。 《紅樓夢》這部大書，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間之內寫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難說一定。不過我們知道，這部書曾經"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而且在早確還有過像《風月寶鑑》這類的"雛型"初稿，則可見曹雪芹開始興起創作這部小說的念頭，是很早的事情。他在青年時代"放浪"被鑰的期間內而決定著手於這一事業，藉以消遣時光，抒發抑鬱，完全合乎情理實際。 其實，這就是他對封建壓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鳳的傳述，雖然過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視和研究，我們卻不應該再掉輕心，輕加鄙棄。它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使我們對曹雪芹的成長階段的生活面貌、內心世界、創作動機、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這實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寶貴。 如果上面的解釋和推斷去事實不致太遠，那麼我們也就同時可以了解，為什麼曹雪芹設計寫一部百萬言的小說巨著，卻要立意從一個封建大家庭（包括幾門命運相聯的親戚）的興衰史下手，為什麼《紅樓夢》里會出現像賈寶玉那樣一種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義發生衝突、向它進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藝術形象了。  

　　  （註：這自然是就曹雪芹這個十八世紀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動、創作動機而言的。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觀展示而言，當然這兩者就既有聯繫而又頗有區別。從後者來說，當然不只是一個封建大家庭、一個叛逆子弟的問題，其藝術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廣闊得多了。）。

　　  十四身雜優伶

　　  由於乾嘉時代人的傳聞記載，我們得以知道曹雪芹和他的封建家庭的矛盾衝突的經過。這事情的梗概和實質意義，是比較鮮明的，但是其中的細節，卻已不可得而詳，連想像也很困難了。 說曹雪芹是和封建家庭發生了矛盾衝突並作過反抗，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那種矛盾、衝突、反抗的具體事例和表現，卻又不一定全部都是足以為今天的我們所讚美的東西。原因是，一則曹雪芹既不是聖賢化身，也不是英雄人物，他只是一個滿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子弟，他的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十分複雜而具有矛盾面的；二則他生活於距今兩個世紀以前的封建社會裡，當時的歷史條件、社會風氣、以至旗人階層的特殊傳統習俗，等等，都同樣對他發生相應的作用和影響，他不可能是"游離"於時代社會之"外"的。正因此故，藉助於那時候的一般情況和一些事例，來"從旁"說明曹雪芹的問題，就不但是不得已的辦法，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八旗人，特別是滿洲上層成員，在一切方面，都享有特權，在生活上，也受盡了"照顧"。官高祿厚和按月領薪的有職務差事的不待更論，其餘閒散人員，也同樣是在京城內外賞給住房，近京五百里圈內撥給地產，這還不算，又發給"口糧"，七歲以上，即給全額（六歲以下減半），喜喪年節，還另有"恩賞"（註：《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寫到賈府過年，族長賈珍派賈蓉去領年賞，領來一個"黃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恩賜永遠春祭共二分"，就是描敘旗家過年的恩賞的事例。）。於是這無數的剝削、寄生者（而且他們是日益滋生繁衍的，據粗略統計，從入關初到乾隆初葉，八旗人口大約增至六七倍之多）就得以一味遊手好閒，專門考究鮮衣美食，追求各種玩好享樂之道，奢靡奇巧，蔚為風氣。因此，他們的"收入"永遠不能供他們的耗費，不久就陷入了"貧困"之境，八旗"生計"問題（這也要分別看，其中有被剝削階級的旗人的生計破產問題，也有剝削階級的奢縱敗落的問題。這裡主要是指後者），遂成為康、雍、乾時代（當然我們只談到乾隆朝為止）的一件極傷腦筋的事情；朝廷累次想辦法"救濟"，諸如編制"養育兵"，豁免虧空，代贖售地，給還入官產業，賑米，賞借等等，不一而足。單是康熙朝兩次整批的賞賜，就有一千二百萬兩之巨！其後較為零散但也是動輒數百萬兩的賞、貸、免，不可以數計。但是，這種澆湯沃沸、火上添油的辦法不但"救"不了這些人，反而大大助長了他們的寄生倚賴性和揮霍風習。 由於這樣，便產生了大量的八旗紈袴子弟，這些"哥兒"，憑著他們的"天恩祖德"、特殊條件，一無所事，每日只是遊蕩戲耍：飲宴，賭錢，聽戲，唱曲（註：那時叫做"唱檔子"。乾隆詩人蔣士銓《忠雅堂詩集》有《唱檔子》詩，又有"花檔小唱"之名。參看鄒熊《聲玉山齋詩》卷四《檔子行》所寫："華筵開，檔子來：朱繩辮髮金縷鞋，長袍窄袖吳綾裁。琵琶輕撥腕如玉，宛轉當筵歌一曲；曲中眉語目傳情，燭光照面佯羞縮。朱門子弟易魂銷，袖底金錢席上拋……"實際則朱門子弟自己也學著唱，如《紅樓夢》中寫寶玉自彈琵琶唱"紅豆"曲，即其反映。），嫖妓女，狎"相公"，遊春，上廟（當時北京地方幾乎一年到頭有大小廟會），鬥雞，走馬……。他們招朋引友，到了一起，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正是如《紅樓夢》中所寫的，講說些什麼"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誰家有奇貨，……誰家有異物"，--當然，這還算是"高雅"的話題，自有比這些更不像話的內容，然而也就足以說明那一班八旗哥兒的"生活"面貌都是什麼樣子了（註：盛昱《八旗文經》序云："和珅擅政，凡其識拔旗人，以巧趨避為工，鑽刺為才，以善進退周旋俯仰為知禮，而風氣變：營第宅、美衣服、飾廚傳、蓄姬侍、寵奴僕，酒肉棄於衢，羅綺照於市，樓台相接，鐘鼓相聞，恣睢跳踉於輦轂之下。"然此不過是和珅時代的變本加厲，並非以前即無此種腐敗生活風習。具體的例子，可看舒坤批《隨園詩話》："吾親友中如鄂二爺祥，乃祖父及其本身，皆司戶部銀庫，家資百萬，惟知養鷹養馬，飲食嬉遊，從不顧恤親友；未及十年，產業一空，與余堂兄志書行為相似。志書年未五十以貧死，有子六人，無所得食，惟作賊而已。"此種例證，舉不勝舉。）。 在這些人中，品類也有不齊。粗野、庸俗、下流、惡劣的（註：可看舒坤所舉一例："福康安死，封郡王，其子德麟襲封貝勒，吃食鴉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晝貪睡，屢誤差使，……逐出內庭，終於淫蕩而死；其子慶敏，襲封貝子，依然遊蕩，吃食鴉片，……此皆福康安至淫極惡，作孽太重，流毒子孫，可以戒矣。"），不用說，自是多數；也有較好些的；可是更為"高級"的也不乏其人。他們在表面表現上、遊蕩戲耍的途徑上是相差不多的，在作風和實質上卻有區別。前者竭力追求聲色玩好，醉生夢死，即以享樂本身為目的，是單一的、膚淺的；後者比較"雅致"，專門尋弄一些"精緻的淘氣"，而且往往從遊蕩戲耍起而不從遊蕩戲耍止，那些"淘氣"最後轉變為他們藉以寄託心志和抒發憤懣的手段。其所以致成這種"分類"的原因和條件自然是非常複雜的。 在這後一類中，往往又孕育、培養出一班傑出過人的藝術家、文學家來，其專長特詣、奇輝異采，遠遠超出一般人之上，成為絕技獨門，大師巨匠。--曹雪芹正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推其原因，不外如下。他們在"方以群分、物以類聚"的社會風氣之下，自幼耳濡目染，久受薰陶，對於那些"行（háng）道"就格外接近；寄生階級、剝削生活又使他們不勞而獲、不作而食，得以專心致志地一意追求其所好之事，而他們的優越條件又能夠促成他們的偏工獨造、以達於窮工極巧的境地，（例如雖是一味食品、一件用具、一個蛐蛐罐，他們不作便罷，只要講求起來，勢必不到窮極精妙、出類拔萃不止，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而這些，也有時是那個社會裡使封建階級的文藝天才獲得充分成長的一種土壤。所以直到清末，起初"玩票"、末後為生活之計而"下海"的戲劇、曲藝和其他技藝界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材，旗人占去一個很大的比例數，絕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藝，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種八旗社會風氣的直接產物。 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講究"禮法"和"家教"的，儘管無數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種家庭"培養"出來的，他們教管子弟卻是極其嚴厲，正所謂"那邊老爺也是天天打""說聲急了，什麼管兒子，竟是審賊！"，而當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徑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內容聯在一起，這便發生出封建勢力和反抗力量之間的鬥爭的意義。曹雪芹無疑是這種事件中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封建統治者自然也不會不注意到這樣的事情，他們對放浪子弟的認識可以從下面一個事例獲得消息。在曹雪芹時代，八旗人丁屢有逃亡現象，包括幼丁在內。這逃亡一途，實際也就是旗丁旗奴向他們的主子進行消極反抗的一種形式。乾隆二十八年，正是曹雪芹逝世的那一年裡，定出旗人逃亡治罪的條例；三十一年，又定出八旗迷失幼丁的處理條例。後者規定：十五歲以下的，查緝認領，不更治罪；十五歲以上的，照逃人辦理；其在十五歲以前失迷而十五歲以後始行投還的，要查明"其失迷之時如系素好遊蕩、不肖成性者，亦照逃人例辦理；如系愚蒙幼稚、本無惡習者，奏明請旨"。這一條文，很具體地反映出當時一部分八旗青年子弟的"遊蕩""不肖"的深層的意義以及統治者對他們的看法和注意。 那麼，曹雪芹的放浪行為，畢竟都是怎麼樣子的？我們在幾乎無所知的悵惘心情中，無意中獲得了一點滴情況。這儘管使人越發有"滄海遺珠"之感，但總還是"不幸中之大幸"。有一則《紅樓夢》舊本批語，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