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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負慚抱憾的是,我對圍繞著曹雪芹的這個時代的思想界,並無任何知識,因為這隻靠"查"史書是查不到的,需要自作專門的刻苦的研究,而我沒有能力去作。同樣,圍繞著《紅樓夢》的那一時代的通俗文學(小說、劇本、民歌俗曲……)的情況,也是基本無知。因此,我無力在這一方面進行"鳥瞰",並加介紹,而這卻是十分重要的。我仍然只能查"歷史年表",看到的是:在曹雪芹卒後的二十八年,乾隆作成他的《御製十全(武功)記》,而此記作成的第四年,自湖北開始、後來遍及數省的白蓮教也就正式起來了.
"乾隆盛世",是看似極盛而潛伏著"有變"的危機的由盛至衰的轉捩點。這種時代的徵兆氣機,敏感的偉大文學巨人曹雪芹好像是感到了。這正有點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註:《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
三大清朝局
曹雪芹出生的次年(註:這是按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1724)的說法而講的。參看書末補註。),浙人汪景祺以所著《讀書堂西征隨筆》中詩文"譏訕聖祖仁皇帝(康熙),大逆不道",立斬,妻子發往黑龍江為奴,期(雞)服親的兄弟侄兒等,俱發遣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縣屬),五服以內的族人,俱革職交地方監管。又次年,禮部侍郎查嗣庭,典試江西,出題有"維民所止"四字(註:這本來是《詩經·商頌·玄鳥》里的成語,但是《大學》里引用過,所以只要讀"四書"的都能知道。),竟被解釋是取"雍正"二而"去其首",又搜查出日記二本,多有直議時政之文,因此加上了"逆天負恩,譏刺咒詛,大幹法紀"的罪名,革職拿問,瘐死獄中,還要戮屍示眾;兒子處死,家屬掃數放流。又隔了一二年,已故的陳人呂留良所評選、著作的詩文日記中被指有"夷夏之防""井田封建"(註:彼時用"封建"這個詞,意指周代分封諸侯的制度,即用以隱寓反對清代的集權專制統治的意思。至於"夷夏之防",則以夷指滿族,夏指漢族,這是當時的漢族士大夫的大漢族主義、反對"異族入主中原"的思想表現。)等思想,並訕議時政,父子皆剖棺剉屍梟示,孫兒一輩發往寧古塔為奴,牽連者都獲重罪。同時,革職遣戍的工部主事陸生柟因著《通鑑論》論封建、論建儲、論兵制、論隋煬帝而"罪大惡極,情無可逭",即在軍前正法;革職遣戍的御史謝濟世因注釋《大學》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的話,指為"訕謗",亦幾乎被軍前正法(後赦回罰充苦差)。雍正並"御製"《大義覺迷錄》,頒發全國,"教化"官民人等。
從這以後,終乾隆一朝,文字之禍,幾乎不斷,真是更僕難數,一字違礙,即興大獄,挫戮慘酷,自古所未有。乾隆六年,下採訪遺書之令,這是後來計劃編集《四庫全書》--實際是要對所有書籍進行全面檢查,大量加以抽毀、篡改的文化陰謀--的濫觴。就是說,清朝不但用武力來鎮壓反抗、統治全國,而且還想盡一切辦法從"文治"方面來箝制思想、消弭人們的"反側"之心。
康熙留給雍正的國庫,據說存銀只有八百萬兩,經過雍正十餘年的整頓,積至六千餘萬兩,但軍費耗去大半;到乾隆即位,國庫還存二千四百萬兩。乾隆時候,國庫歲入三千餘萬兩。而乾隆一朝所用軍費約在一億二千萬兩以上。當時光是每年治河費一項,就要耗幾百萬兩。但是這種有數字的開支還不能和沒數字的銷費相比:例如皇帝的六次南巡,各處的宮殿園林的修造鋪設。歷史家說:"康、雍之世,庫儲常盈二千四百萬兩;乾隆中葉,增至七千萬,末年乃無一存:蓋皆為軍興所耗矣。--此所耗者府庫之財,尚未若民財之消耗也:南巡、營建二者,最耗民力"(註:語見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五中冊225頁。關於南巡,參看書後附錄。)這是極正確的論斷。其次,當時的官僚貪贓欺蔽的風氣,已達到駭人的地步。可以看看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卷四《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書及紀事詩後》所紀二事:一,"方御史錢澧之特糾國(按指國泰,山東巡撫)及山東虧缺庫項也,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馳往勘實;其弟國霖覘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南。國倉皇喪魄,時署中積金實無數,因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尚累累,公廨後有珍珠泉,深丈許,遂異至泉側沉之。後撫臣明興浚池,尚得金數十萬(兩),蓋國黷賄如此。"二,"項君,故浙江巡撫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母憂,擁妻妾,居會垣,並日事讌會,為人所發。王亦知罪且不測,而積重資至多,因闔門,如幕客散給之,數或三萬、五萬不等,屬曰:'若無事,歸我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之,'"則可見一斑。乾隆所寵愛的權相和珅,到抄家時,其財產後人估計可達八萬萬兩之多!"八萬萬兩"的估計是否正確,無從詳核,但可以參看焦循《憶書》所記的一段話:"吳縣石遠梅,以販珠為業,一小匣,錦囊緼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則大珠在焉:重者一粒價二十萬,輕者或一萬,至輕者亦八千、--爭買之,唯恐不得。余嘗以問遠梅,曰:'所以獻和中堂(珅)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故心竅靈明,過目即記,……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之人,不憚風濤。今日之貨,無如此物之奇昂者也!'"當時官僚的驕奢貪諂的駭人情況可以推見。至於民間"素封"地主,其豪富程度,也並不十分遜色,如清代皇族昭槤所記:"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京師如米賈(gǔ)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瓌麗,人游十日未竟其居。……懷柔郝氏,膏腴萬頃,……純皇帝(乾隆)嘗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儓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雲!"(註:見《嘯亭續錄》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條。又言:"王氏……築室萬間,招集優伶,耽於聲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聞其子弟雲,器皿變置,猶足食五十載,-- 其他可知矣!")《永憲錄》記載的"山西富戶王泰來,家有現銀一千七百萬兩有奇!" 所有這些統治、剝削階級的駭人聽聞的用度,都從哪裡來呢?就來自窮苦人民的身上。 那時候窮人生活的一般具體情況是甚麼光景,我們還找不到很好的紀錄。《紅樓夢》里劉姥姥的話雖不詳細,或可聊供我們參考想像,她在看到賈府吃螃蟹時,曾算過一筆帳:"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銀子)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這是文學作品,當然不能即作史料來拘看而計算其"帳目";但如以乾隆時代一般糧價每石不過一兩五錢而計,四口之家如每月約需一石二斗、每年需十五石,則合銀二十二兩有餘。所寫並無誇張。和《紅樓夢》約略同時的《儒林外史》寫南方窮念書人教館,每年束脩十二兩銀子,生活是敝衣、陋屋、白粥、小菜,--這還不就是最窮苦無告的勞動人民的生活,因為這還是基本上衣食俱足的飽暖生活。揚州興化人鄭板橋,自稱"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在范縣做小官時寫信給他弟弟,提到本族一家的生活,說:"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吃秕糠,啜麥粥,搴取荇葉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這恐怕是江北一般農家的景況,--還算"小康"吧。窮苦勞動人民的生活還要苦。《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寫農民是"替人家做著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裡,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也可算是一種例證。從乾隆後期開始的人民反抗,正是他們實在活不下去的結果。滿人舒坤批《隨園詩話》有一條說:"福康安則……心術較和珅為稍純,而才具遠遜,十八歲即為川督;天下總督除直隸、兩江外,皆作遍。福康安為人,窮奢極欲,揮金如土,以冰糖和灰堆假山,以白蠟和灰塗院牆,以白綾緞裱糊牆壁。其出兵也,私帶侍女,皆為男妝;每日所食,用銀至二百(兩),每站所賞轎夫銀至二千!生民塗炭。七省教匪之亂,皆福康安釀成。"不是已經道著了問題的要害了嗎?乾隆初期,皇帝自己在"上諭"中供認,各地屢有"驕民"抗官,以為"皇朝"如此"仁深義至",而民不感恩,為不可解。這真是封建統治者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