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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主旨是為了說明我上面提出的那一觀點：我們如果不從所有各方面的歷史傳統來研究，那我們對曹雪芹和《紅樓夢》恐怕是不能充分了解的，而就我所見，汝昌對於此點獨能深有體察。這是我在序言中想要表述的中心意思。

　　  秋醉高林一洗紅，九招呼徹北南東。

　　  文挑霸氣王風末，詩在千山萬水中。

　　  久駐人間諳鬼態，重回花夢惜天工。

　　  傷幽直似譏時意，細細思量又不同。

　　  這詩自然只是寫我個人久居海外的一些小感觸，但如移作詠曹雪芹，似乎也不是完全不當。汝昌讀了便靜靜地說：你詩作到這樣，我們是可以談的了。於是我們一談就談了整個下午，還談不完。臨別時，天色已黑，照了幾張相片，光線都有點太暗了。過了幾天我就回到了美國，把當時合照的幾張影片寄給他，還在每張上面寫了一首小詩，現在錄在這裡：

　　  燕京與周汝昌學長兄暢論《紅樓夢》，歸來得書，即以所攝影片奉寄，各系小詩 （一）

　　  故國《紅樓》竟日談，忘言真賞樂同參，

　　  前賢血淚千秋業，萬喙終疑失苦甘。

　　  （二）  

　　  百丈京塵亂日曛，兩周杯茗細論文。

　　  何時共展初抄卷，更舉千難問雪芹。

　　  （三）

　　  逆旅相看白髮侵，滄桑歷盡始知音；

　　  兒曹若問平生意，讀古時如一讀今。

　　  （四）

　　  光沉影暗慚夸父，一論《紅樓》便不完，

　　  生與俱來非假語，低徊百世益難安。

　　  這些詩寄去後，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裡面附有他答我的七律一首：

　　  得策縱教授學長兄惠寄照片，為京華初會之留念，四幀之側，各系新詩，拜誦興感，因賦長句卻寄 襟期早異少年場，京國相逢認鬢霜。 但使《紅樓》談歷歷，不辭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滄桑盡，解味還歸筆墨香。 詩思蒼茫豪氣見，為君擊節自琅琅。

　　  （自註：姜白石詞：東風歷歷紅樓下，誰識三生杜牧之。） 這首詩不但適切地寫出了我們當時談紅的情景，也表現了當代研究紅學者的一些感觸。 現在這空前的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議即將在美國召開，並已邀請汝昌和世界各地其他紅學專家前來出席。恰好他的《曹雪芹小傳》也正要出版了，我且匆匆寫下一首小詩，來表示預祝這兩件盛事，並且用來結束這篇序言：  

　　  傳真寫夢發幽微，擲筆堪驚是或非。

　　  百世賞心風雨後，半生磨血薜蘿依。

　　  前村水出喧魚樂，野浦雲留待雁歸。

　　  且與先期會瀛海，論紅同絕幾千韋。

　　  （自註：前村句用楊萬里《桂源鋪》詩意）

　　  周策縱 1980年1月25日

　　  於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學

　　  一由此說起

　　  我們有句老話："讀其書，想見其為人。"（註：按此語來源當出《史記·孔子世家·贊》："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又同書《屈原賈生列傳·贊》亦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至《孟子·萬章》："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乃為另一義。）這話也有時被誤解誤用為"讀其書，想知其人"的意思。不管怎樣吧，反正可見"書""人"總是那等緊密相關。《紅樓夢》的讀者，大都因為想見其作者為人而更想知其人；而如果我們真能夠稍知其人--曹雪芹--的話，就一定會反過來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的這部"隻立千古"（註："隻立千古"，借用梁啓超評《紅樓夢》語。梁氏學術、文學觀點如何，非本書評論範圍，但他給《紅樓夢》下此四字評語，實覺最為簡切。）的長篇小說名著。  

　　  《紅樓夢》，這"書"具在，流覽研讀，尚稱方便（註：說"方便"，是相對地、比較地而言之；若認真論及《紅樓夢》的版本文字，那問題也很複雜，因為這部書很早就遭到嚴重篡改，須辨真偽。）；而曹雪芹，這"人"，卻還是一位我們努力想知而未能的人物，直到今天，我們所知於他的，仍舊是異常地有限，或者說，我們對於曹雪芹的知識簡直是可憐得很。正因如此，想知之心就愈切，十個人有九個是提起曹雪芹來都談論興趣十分濃厚--其實就是求知願望十分迫切。這情形，我們大家恐怕都有"切身之感"。

　　  本來，在我們悠久的文學歷史上講，曹雪芹不過是比較最為晚近的一位作家；可是在介紹他的時候，卻遠不能像介紹比他早了一兩千年的許多作家那樣地順利和翔實。這真是遺憾之至的事。--困難究竟何在呢？

　　  這困難，是多方面的。

　　  在客觀上，截至目前為止，歷史所遺留給我們的（或者應該說是我們所能發現的和便於運用的）正面文獻資料稀罕得很。從主觀方面講，研究者的努力也還不能說很夠。研究過程中的空白點、模糊點、紛歧點又出奇地多。--這些空白點、模糊點、紛歧點往往就成為了解曹雪芹的關鍵性的阻閡。再說，這主題所牽涉到的方面以及它們之間的種種複雜關係也又廣泛又專門，通曉這麼多方面和清楚這麼些關係，對一個嘗試研究的人來說，真是難度極其巨大的事情。最後，還有一點，也是十分要緊的一點，像曹雪芹，作為一個清朝乾隆時代的內務府滿洲旗下人、既有著特殊家世歷史、又有著特殊本身經歷的"過來人"--這樣一種類型的文學家、藝術家，他們的各種情況、各種特點、各種"規律"，究竟何似？這在我們的知識領域中，也還簡直可說是基本空白，探討起來，了無憑藉，令人時時感到茫然莫知所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