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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黃葉著書
從乾隆二十二年二月，敦誠（時方二十四歲）因侍親隨任（到山海關稅卡做司榷小官），身在喜峰口，時常想念曹雪芹，到秋天，便寫了一首詩與雪芹，以寄遠懷。詩一開頭說，唐代大詩人杜甫當年寫詩贈畫家曹霸將軍，曾有"魏武之子孫"的話，如今的雪芹，雖亦魏武之後裔，而現時則貧居環堵，蓬蒿掩徑，不與世通，揚州夢醒，至如司馬相如身著犢鼻褌（開酒館、身著"賤役"之服而躬親滌器賣酒，妻子當壚）甘為貧賤。中言特愛雪芹的詩筆富有奇氣，直追李賀，抉破籬樊。然後懷念當年在宗學相聚的歲月，種種樂事；而感嘆曾幾何時，分襟兩地，空相悵望。最後就說："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由此可見，敦誠很知道雪芹來到西山以後，主要的事業就是寫作《紅樓夢》（註：按此雲"著書"，只能是指寫小說。詩人陸續寫詩，積為集子，這情形不叫作"著書"。又按敦誠此句系用康熙間王苹"黃葉林間自著書"句。苹此句為王漁洋所賞，時人號為"王黃葉"。"黃葉村"則出蘇軾《書李世南所畫秋景》絕句："家在江南黃葉村"。）。
現代的小說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們，恐怕很難想像二百數十年前的曹雪芹之寫作小說，和他們今天之寫小說是有多麼大的條件上的差異了。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太不同了，在許多方面，根本無法也不應該強作不倫不類的比較；但是單就幾點而言，還是可以兩相對照來看看的。今天的作家，得到人民的無比的尊重、愛護、歡迎、鼓勵；黨和國家、社會給作家安排的創作條件和幫助，我們現代人的印刷、出版、流布的種種技術和便利，是如此地發達而且日益發展著；作家所得到的精神鼓舞是巨大的，物質報酬是合理的。所有這一切，曹雪芹在他那時代里不但無法獲得，而且根本是無從夢想的事。曹雪芹當日所能得到的一切，都和上述恰恰相反。
寫小說，不用說是面向廣大讀者，而不是為了給自己看。但在當時，曹雪芹卻對讀者都不敢抱有多大的信心。這活並非誇張，試看他在小說一開頭就表示出一種心情："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余飽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在彼時，他深知道"閒書"的地位、"市井之人"的讀者的水平，都會使他這小說的深刻豐富的內容意義和高超的文筆不易獲得理解，因此預先有此瞻顧悵惘之懷，聊作寬解之語。
他的友人張宜泉作《分居嘆》詩，寫父母雙亡、兄嫂見棄的"亡家剩一身"的沉痛心情時，曾有一聯，上句說："縱飲原多放，"句下有"評語"（或系自注）云："自供其不才者一。"下句說："拈毫只苦吟。"句下又有"評語"云："自供其不才者又一。"（註：詩和八股時文對立，可看《隨園詩話》卷十六記陳熙（梅岑）"性愛吟詩，不愛時文"；《初月樓聞見錄》記童鈺（二樹）"不喜治舉子業，專攻詩"。）則可見他的家人兄嫂所以視他為眼中釘，就是因為他的"不才"，只愛吟詩飲酒，而不想求名逐利、升官發財，所以連門庭都不肯容留他了，把他趕出分居。這詩酒，也正就是雪芹嗜之如命的東西。當時的社會心理，把苦吟縱飲都是認為"不才"之至的行徑，那麼雪芹居然要把平生的精神用之於"寫閒書"上，這是多麼出奇驚人的"不才""不肖"啊！所以，他要寫《紅樓夢》，得到的絕不是什麼"尊敬重視"（這在乾隆時代的人聽來是個天大的笑話！），而是極端的輕蔑和醜詆，--說他是"瘋子"（註：傳說中有此語。）。
然後，因為我國古典小說（包括戲曲）文學史上的特殊傳統，作家在創造人物典型形象時，常常是採用選取某些事跡作素材、某些人物作原型而進行藝術加工概括的方法，所以從六朝隋唐以來的小說便多數發生了所謂"影射"的問題（註：讀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此傳統問題之史的線路最為清楚。），往往一篇作品剛剛問世，馬上便出現許多猜測的說法。在當時，一般讀者都是這種看法，直到明、清時代，並無兩樣。但因此卻也給曹雪芹的寫作事業增加了不小的麻煩和困難。
先就是他自己封建大家庭的族人以及同樣家庭的親戚方面的疑忌和憤怒，認為他是在故意糟蹋他們。然後就是統治者的注意和迫害。這後者就直接關係到《紅樓夢》原稿全具而八十回以後部分卻閟不敢傳以致痛遭散佚的千古恨事。原因是，八十回以前的情節固然是全書中不可割離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不過是用以反跌下文、逼出結局的"反面"文章，其更為重要更為精彩數倍的正書卻都集中八十回以後；而這裡便要寫到這個封建大家庭獲罪抄家的事情，勢必要牽涉到種種政治關係：在當時紛紛揣測這是影射某家、某人、某公侯、某相國的認識之下（註：這種揣測在乾隆時候就已出現了，如明義《綠煙瑣窗集》中題紅樓夢絕句詩序，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以及裕瑞《棗窗閒筆》等書，都已反映出這種情況。實際是從小說一傳抄流行就開始了。），統治者之不能不加以注視，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