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頁
再看另一面,同年的十一月,福彭即作了協辦,總理事務,次年即乾隆改元(1736),傅鼐署兵部尚書,授刑部尚書併兼兵部尚書;福彭為正白旗滿洲都統;又次年,傅鼐為總管內務府大臣,正藍旗滿洲都統……:兩個人都是乾隆加以重用的人物,而福彭正是該管曹家的最高長官,他既和曹家是至親,要說他對曹家的困境一無所助,那恐怕是極反常情的不太可能的異事。此外,我個人還認為,曹家前此可能有一個女兒被選入宮中(包衣少女必須送選,妃嬪中多有包衣人(註:如康熙之榮妃、成妃、良妃,雍正之康貴妃、謙妃,乾隆之孝儀後、淑嘉皇貴妃、愉妃、瑞貴人等,皆包衣籍。她們進宮,有"藩邸格格""常在"等名目,等級較低、早死而無生育的,不載官書。按"答應""常在"等名目,也是清宮內沿襲明宮的制度,如《野史無文》說:"近御宮人有夫人、婢子、常在、大答應、小答應等號。"這些宮女都可依次升級。)),作了寶親王的某種等級的妾侍之類,寶親王成為乾隆皇帝以後,曹家也就挨上了"皇親國戚"的邊兒(註:香山張永海老人聽先世傳說:"曹家是皇室的'內親'關係。"乾隆人舒坤批《隨園詩話》言《紅樓夢》"內有皇后,外有王妃"(按見於六十三回)。"王妃"與"皇妃"非一。小說所寫歸省儀注,絕非"王妃"所能有。又脂批有"故批至此竟放聲大哭,俺先姊先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難得他(寫)的出,是經過之人也。""此語猶在耳(按指賈政"得征鳳鸞之瑞"語)。"等文(俱見庚辰本夾行硃批)。可見省親一回是由素材、原型而作藝術加工。有人竟以曹寅時代長女嫁訥爾蘇為平郡王妃之人之事來比附"元春"的原型,實在是不懂歷史制度的一種主觀牽合。又書中所寫場面與康熙南巡駐織造署的場面儀注亦無一毫相似點,二者實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絕不能指為借寫南巡往事。蓋自曹頫以下,並未有真正及見南巡"盛況"之人。),《紅樓夢》里寫"元春""皇妃"歸省的情節,大約就是受了這件事的啟發而用藝術加工和誇張的手法寫成的。
所有這一切,都給我們提供了線索,使我們看得出,曹家的敗落並不是從雍正六年就直線發展下來的,他家在新皇帝嗣位的政局下又曾稍稍"中興",至少達到了恢復"小康"局面的地位。那時曹雪芹大約正是十三歲左右。
如果不是這樣,換言之,如果曹雪芹真箇是從五六歲上就遇上抄家,由此一敗塗地,窮困異常,那就很難想像他可能寫出前八十回的《紅樓夢》,因為他太缺乏那種現實生活基礎了。胡適早年考證《紅樓夢》時硬要曹雪芹"早生"若干年,為了"趕上"曹寅時代的"繁華"(他以為非如此作不出《紅樓夢》),正是由於他不知道我們今天已然了解的這些情況。
九再遭巨變
曹雪芹在"小康"復甦的家庭中的生活,並沒有維持多久,就告了結束。曹家又經歷了另一場變故。由曹雪芹後來的處境來看,這場變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敗得更徹底。但這一次事件的原由又是怎樣的呢?我們在研究曹雪芹過程中於是便遭遇到了第一個難題,因為詳確的史料文獻已不可得,直接的考察線索更難尋覓,影響全無,成為曹雪芹生平輪廓上的時序最在前的、恐怕也是所關最巨的一個空白點。
不過,從這變故的規模就可以看到其性質的嚴重;而可以導致這樣嚴重性質的變故的,不外乎還是政治干係。這一點,如果從曹家上一階段所經歷的種種事故的那一條"來龍去脈"來推看,就顯得格外分明。最可注意的是有一條資料說《紅樓夢》作者"某人",此某人"登賢書〔中舉〕,數年,家籍沒,後遂逃禪。"(註:詳見《紅樓夢新證》頁701。)這條記載說明曹家這次抄家是雪芹中舉以後數年的事,這顯然不是從高鶚續書八十回後的偽造情節中附會而來的,而雪芹中舉,就算是照"生於1715"的假設來推(我是不贊同1715生年說的),那麼他到雍正五年1727冬底,也不過才"十三歲",十三歲或更小的孩子,"登賢書"是不可能的,這就證明了中舉以後數年的籍沒,是他家再次遭到巨變無疑了。
然後,再就乾隆初年的各種情形來觀察,那麼唯有乾隆四年(1739)十月里所發生的那一次大事故--這事故牽及許多的親王、貝勒、貝子、公的革免和罪譴--特別令人注目。從事故的性質和發生的時間來說,都是最大可能與曹家的再次遭殃有關聯的。
原來滿洲統治者的內部矛盾非常大,皇室中對皇位的爭奪特別激烈,從在關外時就是如此,而以發展至康、雍之際為達到了頂點。康熙原立的太子胤礽,雖因種種短處和劣跡,致遭廢棄,但其真正緣故是他們諸弟兄對他的誹謗、誣陷、激惹、謀害而把他毀了的。這些弟兄,都想做皇帝,所以就都是胤礽的死對頭,而就中以胤禛的手段為最陰柔、也最厲害。胤禛得勝以後,成為雍正皇帝,雍正二年冬天胤礽就結束了生命--其致命情形當然是不可問的。雍正的兒子弘曆又成了乾隆皇帝,而胤礽的兒子弘皙反成了親王:這樣,堂兄弟也就成了世仇。雖然乾隆即位之後立即放鬆對宗室的種種壓迫、凌辱,以圖緩和皇室內部爭鬥危機,但是禍源既非一般情由,仇根也扎得深而且固,就絕不是區區手段所能緩和得了的;加以乾隆此時才二十多歲,上來又表現得較為寬大平和,於是世仇看到有隙可乘,因此就要俟機而動。到乾隆四年,以弘哲為首的"逆謀"案件便發作了。